康有为：毁誉不一的维新失败者
戊戌政变时，康有为的星盘，流年刚好遇到天机星双化忌守在奴仆宫，故此他不单是被人出卖(被袁世凯告密之事出卖)，更因为自己的仓皇逃走，被人指为卖友，可说是天机星双化忌守奴仆宫所造成的痛苦。
康有为因为“百日维新”而声名大噪，而变法之事，被朝廷内之守旧派大肆攻击，他所著之书如《新学伪经考》更被人指为“惑世诬民，非圣非法，同于少正卯”，暗指其“心逆而险，行僻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即孔子所指少正卯之大恶五也。
对于康有为一生之行事，至今仍毁誉不一，高阳先生就有“康有为十疑诗注”，附录于《翁同和传》内，指康有为欺君、卖友、卖弟，且称之为“康有伪”，皆有多方面的考据。现在不妨再从另一角度来看看他，那就是根据他的“命造”来看。按康有为生于1858年3月加日，即咸丰八年二月初六子时，四柱八字为:戊午、乙卯、壬子、庚子。命理名家汪希文(按即汪精卫的侄儿)于20世纪40年代评他的命造全文如下:
康有为，原名祖佑，字长素，号更生，南海县人，岭南者孺朱九江(次琦)之高足，光绪乙未年进士，官工部主事，首倡变法维新之议。光绪戊戌之后，轰动一时，结果虽失败，但康氏一举而成大名，初组保皇党，入民国之后，改为进步党，在政坛上与国民党分庭抗礼，至今演变而为民社党，仍有其政治上之影响力。若康氏者，不可谓非伟大人物，其生平事迹，国人皆知，兹不多赞。孙中山先生在前清奔走革命时，屡次向人表示，愿与康氏合作，康氏首徒梁任公(梁启超)主张尤力，而康氏不同意，始终未与孙中山先生会晤。孙、康二氏均因国事逸游海外各大埠，中山先生善英语，早期剪发，衣西服，一切行动多欧化，康氏则不论行抵何处，仍衣长袍马褂，未尝着过西装，无改于东方儒者之风度。且两人性格，完全不同，中山先生乘性裕达，康氏则执拗，宜乎其难以合作也。
以上为汪希文先生对康有为之简介与性格之简评。汪希文先生接着评康有为的命造与气运全文如下:
立命寅宫，胎元丙子。壬水日元与乙木均乘旺地，是水木真伤官格，故能享盛名。岁干七杀，受制太过，故仕途屡不得志，无法掌握政权。四十一岁戊戌年，在未运内，伤宫入墓，几及于祸;幸而戌未刑开得免，先凶后吉。四十七岁以后，行庚申、辛酉大运，二十年皆是金运，以金克木，去伤宫而留杀，名显而获多金。民国六年丁已年，赞同张勋复辟，如昙花一现。民国十六年丁卯年(七十岁)，其时序仪度帝已出北京，居于天津，尚有踢寿之典。翌年戊辰，在壬戍大运内，岁运相冲而寿终。享年七十一岁。据闻博仪度帝当时尚拟赐以谧号(如文贞公之类等，清朝视为易名之典)。俄而康氏有遗折递到，折内大骂慈禧太后为那拉后，溥仪之左右侍臣指责其大不敬，遂撤梢踢谧之仪云。
以上是纯以“子平”的理论来论康有为的命造，但若以紫微斗数来看，康有为的星盘是天机星化为忌星与巨门星同宫在卯宫立命，兼遇铃星，本来就难以吉论。但此造之夙慧，在于福德宫为天梁星守，而天梁星在巳宫为陷宫，所以能尽发挥其所长。但除天梁星外，尚有禄存星，故易遭非议。而康有为命造可嫌之处为天机星化忌守命，空劫二星与天同星守财帛。既有“机深祸更深”之虑，而财的虚耗亦大。最为苦心经营的事，却带来了滔天的灾险，观乎戊戌政变几致杀身之祸可知。在此难中本身虽然逃脱，但已祸及其弟康广仁被杀，且被人指为出卖胞弟。
再加上康广仁并不是一个可以做到“死时慷慨自如”的人物，在狱中痛哭，临刑又痛哭，给人一个“枉死”的印象。所以读史者就有不少责备康有为在逃走时，令康广仁迟一天走，以致康广仁被捕和被杀。戊戌政变时，康有为的星盘，流年刚好遇到天机星双化忌守在奴仆宫，故此他不单是被人出卖(被袁世凯告密之事出卖)，更因为自已的仓皇逃走，被人指为卖友，可说是天机星双化忌守奴仆宫所造成的痛苦。而贪狼星双化禄守事业宫，却使他名气更大。自光绪被囚于南海赢台，康有为与梁启超逃亡，参与变政的人被捕的被捕、被杀的被杀之后，夺法维新可i#,县彻底失败了。
康有为一生都主张君主立宪，到孙中山先生认为必须推翻清朝，然后可以改革中国，并表示愿与康有为合作时，康有为仍然坚持己见。有关此事笔者曾与康有为的后人论及，据说康有为的观点是:不论任何国家，必须有一个全民信仰的政治领袖或宗教上的神，然后这个国家的人民才能团结。并说中国当时在宗教上是多神的，不若欧美国家之只信仰耶稣基督，所以中国人未能团结。因此，康有为就认为中国人既无宗教上的领袖，就应该有皇帝。
康有为持有这个观点，无非是希望国家能有一个万人崇拜的领袖，使中国人在这个领袖统治下团结一致，发挥出团结的力量。观乎今日世界中，不少国家不论其国策如何，是对是错，人民都能团结一致，甚至有些国家的人民疯狂拥护其领袖，这就符合了康有为的理论—要人民团结，必有一个全民信仰的领袖。戊戌政变失败后，康有为之脱险过程亦有些曲折之处。
慈禧太后于八月初五决定收权，康有为一早得到消息，由天津逃往上海时，本来是乘搭新济轮的，人亦已上船，但船未开行时，忽然有讲粤语的四人赶到船上，与康有为耳语良久，终于康有为匆匆上岸，改搭英商太古公司之重庆轮。据说当时四人之报讯是，清廷已知康有为将逃往上海，急电上海道，命令在康有为抵达时，立即捕之就地正法。康有为便匆忙改搭英商的船只，请英教士李提摩太向上海英领事求救，英领事闻讯后，再向伦敦方面请示，结果获复电许可，英领事乃于重庆轮将抵吴淞口时，乘小轮至其船，接康有为往英国兵舰，再把他送到香港，康有为方免于难。
英国这种保护政治犯的行为，本来是国际法允许的，但慈禧太后却因康有为之逃脱，更恨英国。再加上梁启超之逃脱，也是因为得到日本保护，她自然认为外国人都不是好东西。
这应是慈禧太后排外思想的起源，她在幽禁光绪后，本来计划把他毒死的，所以先谎称光绪有病。不料光绪有病的消息引起各国驻京公使的关注，皆介绍西医为其诊治，慈禧太后无法婉拒，结果为外国的西医发现光绪无病，慈禧怕阴谋揭穿，不敢邃下毒手。慈禧于光绪廿五年十一月，又出过另一套计划，立端王之子溥隽为大阿哥，准备废去光绪帝，命李鸿章试探外国公使的意思并希望他们人贺，不料外使均认为不应废立且表示不会人贺。结果慈禧太后虽然立了大阿哥，仍不敢废立。以上的种种原因，使得慈禧太后仇外之心理日强，排外之思想日烈。接着而来的义和团运动，下诏对外宣战，最后八国联军人京，使清朝的国柞再急剧缩短，都与慈禧太后浓烈的排外思想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