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适合生息繁衍的居住地，是古人生产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学家证实，人类最初的居住地多选择在盆地、冲积扇平原、河阶台地、两河交汇处、湖中砂地、海滨等“山环水抱”之地，即向阳、避风、近水、物产丰富，能够提供人类生存所需的食物、土地、水、柴禾等人类生活必需品的地方。随着古人选择居住地经验的积累和丰富，他们将这些经验逐渐归纳为一门学科——风水。
风水起源于人类早期的择地而居，形成于汉晋之际，成熟于唐、宋、元，明清时期日臻完善，清康熙朝编辑的《古今图书集成》、清乾隆朝编辑的《四库全书》，都将风水视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
风水术在中国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其大体发展过程有两种划分法。一种是按断代划分，则可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代、明清、当代。一种是按照知识含量划分，可分为本能阶段、经验阶段、知识阶段、学说及派系形成阶段。
一、断代风水发展简史
1.先秦——风水术之孕育
先秦时代，真正的风水术尚未产生，但类似风水术的相地行为已经普遍存在。原始人类狩猎时期，出现了与风水术相关的相地知识，为后来风水术的产生提供了前提。
早期原始社会，原始部落以渔猎、采集食物为生，多选择食物丰富、温暖避风的地方居住。《易经·系辞下》曰：“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墨子•辞过》曰：“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陵阜，河流的台阶地带。《墨子·节用》曰：“古人因丘陵掘穴而处。”许多考古遗址都在靠近水边的突破上发现。先民生活在这样的地带，便于取水，又能躲避洪水的威胁，也可以躲避风雨日晒等，此乃风水学近水而居原则的雏形。
考古发现距今约18000余的北京山顶洞人，就住在自然形成的山洞里，该洞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当时的北京袁人将洞分为上室、下室、下窖三部分。上室位于洞穴东半部，面积约11m2，较宽敞，地势较高，适宜生人居住。下室位于洞穴西半部，地势稍低，有完整的残骸遗存，而在人体残骸周围撇有象征生命力，献血之红色的赤铁矿粉末的痕迹。下窖地势比下室更低，南北约3m,东西约1m，是一条南北向的深沟，这里有丢弃的许多动物骨骸。从这三个洞的功能区分来看，山顶洞人对生人与死人的居住是分区处理的。生人在上，死人在下，生人居东，死人居西，但对死者残骸并非随意处置，从残骸周围撇的赤铁矿粉来看，山顶洞人对死者带有感情色彩的成分，这在后世中国风水文化中就形成了“事死如事生”的思想。
我国古代还有一个巢居时代，上古人类少而禽兽多，人类居住在地面上，经常遭受禽兽的攻击，每时每刻都存在着伤亡危险，这时候有巢氏出现了，传说他出生在九嶷山以南的苍梧，曾经游过仙山，经仙人指点而有了异乎寻常的智慧，受到鸟类在树上筑巢的启发，发明了巢居。教导人们用树枝和藤条在高达的树干上建造房屋，房屋的四壁和屋顶都用树枝遮挡得严严实实，既可挡风避雨，又可防止禽兽的攻击，人们从此不再过那种担惊受怕的日子。因此，有巢氏被人们推举为部落酋长，各部落一致推举他为总首领，尊称他为巢皇，即部落联盟总部的大酋长。
《庄子·盗跖》曰：“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孟子》曰：“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窑。”《韩非子·五蠹》曰：“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这一传说，反映了我国原始时代由穴居进入巢居的情况。
浙江余姚河姆渡发掘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聚落遗址，遗存了许多较完整的原始巢居。进而，又根据大量已发掘的河姆渡文化遗迹得到证明，中国长江中下游一带原始先民的巢居方式大约经历了单株树巢——多株树巢——干阑巢居——穿斗式地面房舍的发展阶段。
洞居、巢居之外，还有穴居的形式。半坡遗址是中国原始半地穴式穴居的典型代表。半坡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东郊灞桥区河东岸，是黄河流域一处典型的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村落遗址，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距今约6000年左右，现存遗址面积约5万m2，半坡居民住的房屋大多是半地穴式的。
地穴呈方形或圆形，其建造方法是，先在地面挖掘50～80cm深度不等的穴，然后用木桩密布于穴壁四周，再在其上端覆盖人字形屋顶，组成半米高的草棚，用枝叶和藤蔓在桩间编结成壁体以御寒、挡风、遮雨，又用草和泥抹平壁体及顶盖的缝隙，开一扇低矮的门便于出入，在草棚下挖一个浅坑即穴，坑底铺上草泥土或胶泥，以防潮，利于水面。这种住宅的舒适度要远远超过先前的岩洞或递交式的穴，半坡村由居住区、制陶作坊区和公共目的三部分组成。发现房屋46座，居住区周围有壕沟围绕，可以防野兽的侵害。居住区中央有长方形大屋，应当是氏族集体活动的场所。半坡村成人死后埋入公共目的。考古学家通过对大量仰韶文化遗址的翔实考察，尤其是对半坡遗址发掘的13畜聚落群的研究，梳理出一个非常清晰的“穴居序列”，即自然洞穴——横穴——半横穴——竖穴——半地穴——原始地面房舍，这样一个极为缓慢而复杂的演变过程。
半坡遗址半地穴式房屋反映的是当时我国北方地理环境下的居住特色，而南方长江流域则采用了干阑式的房屋，在距今6000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里就有这种干阑式房屋，干阑屋将大树树干埋入地下做支架，在支架上盖草，房屋一般建在背山面水、阳光明媚的地方。因为长江流域高温多于，春夏之交潮湿异常，所以古人采用了干阑式房屋以避潮。因此，《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三国时吴国人项峻的《始学编》称：“上古皆穴处，有圣人出，教之巢居，今南方巢居，北方穴处，古之遗俗也！”
半地穴式房屋有一半在土里，因为北方寒冷。干阑式房屋在房子下面由栏杆制成，因为南方潮湿，如果房屋在地上，会进水，而且栏杆里面还可以养猪。主要是因为地域和气候不同，一个在土中，一个在地上。
浐河右岸台阶地带的新石器时代半坡遗址，几乎所有的房屋都是坐北朝南，冬暖夏凉，此乃风水术提倡的“子山午向”原则。
考古发现的遗址都有共同的特点：地势偏高，即取坡度台阶地；地点选在河床边；土质干燥；地基坚实；水源充足；水质纯净；交通便利；四周必须有林木。一个部落的居住地往往要经过相地和占卜后才能获得。这些条件都是后来的风水学说追求的目标。
进入阶级社会后，相地知识逐渐丰富。甲骨文的卜辞、《诗经》、《尚书•禹贡》、《山海经》、《管子》、《周礼》等著作都记载了一些与相地术有关的知识或方法，其中《周礼•司徒》记载了与风水密切相关的“土宜法”：“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意思是说，以各种土地适宜于各类人民、鸟兽、草木的法则，辨别十二土地区域中各物名号，占视人民的居处，知道趋利避害，使人民旺盛，使鸟兽繁殖，使草木生长。林尹在《周礼今注今译》中解释说，“十二土，古王者封国时应天上星宿之位分为十二……按：十二谓应天上星而分之十二土地区域也。”这种方法被后世的风水学继承并发扬光大，即将天上的十二次与地面区域相对应，划分十二区域，作为判断吉凶的依据。
商人笃信上帝，每遇军国大事必通过占卜请示上帝，由上帝决断。占卜在商人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上至军国大事，下至日常琐事，都要通过占卜决策，择居时进行占卜是其中的一详重要内容。后来司马迁在《史记·龟策列传》中云：“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又说：“闻古五帝、三王发动举事，必先决蓍龟。”
商人用龟卜来择居，古时成为卜宅或卜居。甲骨文中能找到大量与卜宅活动有关的卜辞，如卜问在某土作新邑是否合适，上帝是否营运等。
甲骨文中的宫、室、安等字均用“宀”。《说文》曰：“宀，交覆深屋也，象形。”
修筑新的城邑，卜辞叫“乍（作）邑”，卜辞中遗留了大量“乍（作）邑”的占卜记录，如：
子卜，宾贞：我乍（作）邑？（《乙》五八三）
壬寅卜，谷贞；我作邑？（《京》一六0四）
这两则卜辞都是卜问：可以兴建城邑不？
辛卯卜，谷贞；基方作部，其诺。（《谷》一二一）
意即在基方这里修筑城郭，上帝会赞同不？
己卯卜，争贞：王乍（作）邑，帝若（诺）？我从，之（兹）唐。（《乙》五七0）
此则卜辞表明商王要修建新的城邑，卜问城址建在何处妥当，上帝统一不统一，验辞表示应建在唐（地名），于是，“我从，之（兹）唐”，即我愿听从上帝的明示，将新城建在唐这个地方。
又如：商王欲在鹿（地名）之东北修造城邑，反复多次卜问是否可行，卜辞载：
己亥卜，丙贞：王（有）石才（在）鹿北东，乍（作）邑于之（兹）？（《乙》三二一二）
商一流下来的这些占卜建筑的记载，为我们研究商人卜宅的活动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如果说商人是卜宅，那么，周人则为相宅。周人相宅活动最为典型的是公刘相豳。公刘是周朝发祥的重要任务，也是中国风水史上的重要任务。《史记·周本纪》曰：“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
公刘修后稷之业，务耕种，使民有畜积，民赖其庆。他还善于观察土地的肥沃成都。《诗经·生民》叙述了公刘率领周族人离开邰地，迁都于豳（邠，今陕西旬邑县内），为周人日益兴盛奠定了基础。
《诗经·大雅·公刘》称颂道：
笃公刘，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顺乃宣，而无永叹。陟则在巘，复降在原。何以舟之？维玉及瑶，鞞琫容刀。
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
笃公刘，于京斯依。跄跄济济，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执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饮之，君之宗之。
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迺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
上文的意思是说：好心的公刘，看准了这块地。人民越聚越多，个个都觉得满意，没有一个人叹气。他一会儿上山冈，一会儿下平地。腰里载着啥东西？原来是美丽的玉石，装饰刀鞘的头和尾。
好心的公刘，走向众水泉，观看广大的平原。他登上南冈，发现了叫做京的地方。就在京邑的旷地，长住的安了身，寄居的有了房。到处有谈笑，到处闹嚷嚷。
好心的公刘，在京邑安家停当。臣僚们走下来严肃安详。叫他们就竹席、就矮几，身靠矮几坐席上，次序分明列成行。把猪赶出圈，用瓢舀酒浆，让大家有吃又有喝，做大家的君主和族长。
好心的公刘，开辟土地宽又长，观测日影上高冈，勘察山南和山北，看看流泉去哪方。成立三军轮班用，洼地平地都丈量，开出田地产食粮，丈量展到山西方，豳人的土地真宽广。
此诗称颂公刘不辞劳苦，相土尝水，观察山川，相其阴阳，选在歧山之下的豳建立家园，使周族富强起来。这里公刘“陟”即爬山实地观察，“胥”、“相”、“瞻”、“观”即远观近察，反复对比；度即实地勘测度量；加上“相其阴阳”、“观其流泉”，这实际上相当于后来风水形法家相地步骤——寻龙、察砂、观水、点穴。
公刘率周族人在豳地努力耕作，加之居在风水宝地，周族后来果然日益繁盛起来了，周族也在此地居住了很长一段时间，至古公亶父时，因环境的变迁和戎狄的侵扰，才不得不迁与周原。
古公率族人迁居岐山（在今陕西）下的周原。周原土地肥美，适于农耕古公在那里营建城郭，划分邑落，修筑寨堡和神庙，建筑房屋，使周族人不再在窑洞居住，彻底改善了人们的居住环境。他还大力发展农耕经济，使周族强盛起来。他还大力发展农耕经济，使周族强盛起来，邻居的部族也纷纷归属。
《诗经·大雅·绵》赞颂道：
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
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亩。自西徂东，周爰执事。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鼛鼓弗胜。
陾立皋门，皋门有伉。陾立应门，应门将将。陾立冢土，戎丑攸行。
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柞棫拔矣，行道兑矣。混夷駾矣，维其喙矣！
上文的意思是：大瓜小瓜连藤生，周国之始初有民。杜水迁居到漆水，古公亶父建家园。为藏风雨挖窑洞，那时尚无房屋住。
先祖古公名亶父，清早起来赶着马。沿着漆水向西行，一走走到岐山下。偕同妻子姜氏女，来到此地建房屋。
平原肥沃很宽广，若菜细嚼如饴糖。又是研究又策划，执龟占卜问于卦。神是说此可居住，在此盖房最可嘉。
于是安心把家定，这里更来那里植。划分疆界分田地，疏通沟渠垄成行。从西到东开阡陌，老少一起来来干活。
召来司空管工程，再让司徒聚众丁。命令人们建新屋，绳墨拉得紧绷绷。夹板竖立筑土墙，宗庙建好多雄壮。
挖土声声铲进筐，倒土轰轰如雷响。敲打墙面声登登，拍平围墙响砰砰。百堵高强齐耸起，敲起大鼓有气势。
国都已建外城门，城门高耸威风震。修好宫殿正大门，正门立得很齐整。土台堆积为祭坛，众人前往同声祈。
虽未尽消夷狄恨，文王声誉也未损。柞棫野树都拔尽，交通要道疏理清。夷狄败退急奔走，气喘吁吁甚疲倦。
“胥宇”即相宅相地，他从西边的水浒走到岐山之下，在周原这里发现了一处风水宝地，为此，还用龟甲进行占卜（爰契我龟），占卜的结果是可以在周原建立城邑，这样，古公亶父就率族筑室于兹。
古公亶父率周族迁到岐山之下的周原后，在这土地肥沃的环境里，周族更为强盛，已经有了灭商的实力；周文王将都城迁到丰，周武王将都城迁到镐京。
《诗经·大雅·文王有声》称颂道：
文王有声，遹骏有声。遹求厥宁，遹观厥成。文王烝哉！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文王烝哉！
筑城伊淢，作丰伊匹。匪棘其欲，遹追来孝。王后烝哉！
王公伊濯，维丰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维翰。王后烝哉！
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四方攸同，皇王维辟。皇王烝哉！
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皇王烝哉！
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丰水有芑，武王岂不仕？诒厥孙谋，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上文的意思是：文王美誉传四方，继承祖德有名望。谋求百姓得安居，再求功成国运强。英明国君周文王！
文王受命封西伯，立下武功真辉煌。举兵讨伐崇侯虎，迁都丰邑好地方。英明国君周文王！
修筑城墙挖城壕，丰邑规模也相当。个人欲望不贪图，孝顺祖先与周邦。英明国君周文王！
文王功业真辉煌，他建丰都坚城墙。四方同心齐归附，文王筑城有屏障。英明国君周文王！
沣水东流入黄河，大禹之功不可磨。四方同心齐归附，君临天下是楷模。国君武王美名播!
镐京落成建离宫，从西从东来回看，从南从北走一遍，规模宏大无不服。英明国君周武王！
国王卜卦问上苍，定居镐京很吉祥。迁都决策神龟定，武王功成德无量。英明国君周武王！
之后，召公卜宅洛邑的事件更为有名，当时由周王朝政治家周公（周文王之子，名旦）领导太保寻找营建城邑的吉地，《史记·周本纪》曰：“成王使周公卜居”，就是指这件事。更早的《尚书·召诰》曰：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胐。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
意思是说，周成王在二月二十一日早晨，从镐京来到丰地。周公派太保召公先到洛邑相地，三月初，太保又来到洛邑，占卜得吉，并开始营建洛邑。
可见，周朝营建城邑必须先行相宅，而后再卜宅决疑，形成了一个固定的程序。
《周礼》记载了较为系统的形法相宅方法。《周礼·地官司徒。曰：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
又曰：
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国、都鄙之数，制其畿疆而沟封之，设其社稷之壝，而树之田主。
又曰：
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
《周礼·春官宗伯》还专门记载了冢人、墓大夫、职丧等。曰：
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为之图。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后，各以其族
又曰：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为之图。令国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数，使皆有私地域。
又曰：
职丧，掌诸侯之丧，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丧，以国之丧礼莅其禁令，序其事。
上述周代丧葬制度对后世影响非常之大，尤其是图，应是形法相宅相墓绘图的先声。《周礼·夏官司马》有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见邦国都鄙。”形方氏“掌制邦国之地域，而正其封疆。”其中，尤其是土方氏“以土地相宅”，应该是形法相地相宅的先声。
《周礼·考工记》完整地记载了城市国都的营造法式，诸如规模、形制、大小等。如都城的总体规划是“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涂，道路）九轨（一轨为八尺）。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朝会处和市场的蛮为各一夫，据考证，一夫为100×100步。王宫规制是“内有九室，就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宫外分前部和内后部，即外部和内部。这种前朝后寝的制度为后世界宫殿布局所遵循。都城中的道路规制是：“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以为都经涂。”即王城内大道宽九轨，环城大道宽七轨，郊外大道宽五轨；诸侯城内大道宽是王城环城大道的宽度；其他“都”邑城内的大道宽度是王城郊外大道宽度。这些都为后来的形法相地相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的来说，原始社会和商周时期的相地活动，包括相阳宅和相阴宅两个方面，商周先人对房屋坐落方向和周围居住环境都要留心考察。尤其是在选址建都城的时候，更是郑重其事，先后有盘庚、公刘、周公等人在相地实践中作过较大贡献，并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逐渐形成一套选择阳宅和阴宅地址的理论和方法，可以看作风水发展的前期积累阶段。但当时看宅没有什么禁忌，还没有发展成为一种术数。
春秋战国时期，哲学思想活跃，阴阳、八卦、五行、元气诸说方兴未艾，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战国七雄争相修建都城，这个时期提出的选址理论为风水理论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先秦诸子有许多形法相地的记载。《管子·度地》曰：
圣人之处国，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向）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写（泻），因大川而注焉。
《管子·乘马》曰：
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尉缭子·兵谈》曰：
量土地肥硗而立邑建城，以城称地，以地称人，以人称粟。三相称，则内可以固守，外可以战胜。
《荀子·强国》曰：
秦国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
《吕氏春秋·慎势》曰：
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
《汉书·晁错传》晁错曰：
臣闻古之徙远方以实证广虚也，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正阡陌之界。
《汉书·沟洫志》贾让治河上策曰：
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其水势所不及。
上述形法相地法，皆被后人所继承。
2.秦汉时期——风水术之发生
秦代已经有了相对成熟地脉与王气的观念。其中，讲究风水地脉的习气，无论在朝廷还是民间，都较为盛行。
秦始皇死后，赵高矫诏逼令蒙恬自杀，当时，民间传说蒙恬之死是因为他“绝地脉”所致。《史记•蒙恬列传》专门为此“辟谣”，认为导致蒙恬被逼杀的原因是蒙恬不顾民生民怨，一味“阿意兴功”之故，“何乃罪地脉哉？”
蒙恬者，其先齐人也。恬大父蒙骜，自齐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庄襄王元年，蒙骜为秦将，伐韩，取成皋、荥阳，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骜攻赵，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骜攻韩，取十三城。五年，蒙骜攻魏，取二十城，作置东郡。始皇七年，蒙骜卒。骜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尝书狱典文学。始皇二十三年，蒙武为秦裨将军，与王翦攻楚，大破之，杀项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虏楚王。蒙恬弟毅。
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为秦将，攻齐，大破之，拜为内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馀里。於是渡河，据阳山，逶蛇而北。暴师於外十馀年，居上郡。是时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宠蒙氏，信任贤之。而亲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则参乘，入则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为内谋，名为忠信，故虽诸将相莫敢与之争焉。
……
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无过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巉万馀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药自杀。
太史公曰：吾適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彊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先秦著作《山海经·五藏山经》将全国山脉分为五个走向，即南、西、北、东、中五个系列。由于此书多鬼怪神异，荒诞不经，儒家多不奉之为经典，因而大多以《尚书·禹贡》为经典，为标准。此书依托大禹依山导水，将天下划分为九州，后来汉代马融和王肃主张三条说，即以导岍为北条，导西倾为中条，导嶓冢为南条。
北条：岍——岐（陕西渭河北岸）——荆山（陕西）——壶口——雷首（陕晋间）——太岳——砥柱——析城——王屋（晋南）——太行——恒山——碣石（河北）入海。
中条：西倾——朱圉——鸟鼠——太华（陇陕）——熊耳——外方——桐柏——陪尾（鲁南）。分支：嶓冢（陕南）——荆山——内方——外方——大别（鄂皖）。
南条：岷山——衡山——敷浅原（庐山）。
马融的弟子郑玄则主四列说，认为导岍为阴列，导西倾为次阴列，导嶓冢为次阳列，导岷山为正阳列，将三条中的中条分为两列，因而自北至南为四列。（见郑玄注、王应麟辑、孔广林增订，《尚书郑注》卷二，《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572号，第32页；三条四列说又见王玉德等著《中国神秘文化》，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102页）
第一列北条：渭河北岸的岐山往东，至碣石入海。
第二列中条主干：西倾山往东，经桐柏山至鲁南的陪尾，即中条主干。
第三列中条分支：嶓冢山往东，至大别山，即中条分支。
第四列南条：由岷山经衡山，至敷浅原（庐山）。
后世风水学以此说为宗，认为“三条四列”乃天下龙脉所在。《尔雅》的《释地》、《释丘》、《释山》、《释水》对地理知识也有一定程度的解释。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了西汉的《地形图》、《驻军图》、《城邑图》，图中已清楚精确地标出山脉、山簇、山峰、山谷、河流。这些发达的地理知识，为风水学的形成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
唐代开元年间，僧一行提出山水两龙说，即两大干龙，唐末五代杨益（杨筠松）《撼龙经》提出四派说，宋代朱熹提出三大干龙说，明万历十九年（1591）王士性提出了详细的三大干龙说。（杨文衡、张平《中国的风水》，国际文化出版社，1992年11月，第88页。）
这些都应是班固所说的“大举九州之势”，《禹贡》的三条四列说的繁衍。
秦朝不仅有地脉的观念，还有王气即天子气之说。《史记·高祖本纪》曰：
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压）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
后来，刘邦与项羽争夺天下，《史记·高祖本纪》谋士范增对项羽曰：
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彩），此天子气也。
鸿门宴的故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天子气不仅与人联系在一起，还与山脉地形有关。《三国志·吴志·张紘传》裴注引《江表传》曰：
昔秦始皇东巡会稽，经此县，望气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故掘断连冈，改名秣陵。
《晋书·元帝纪》曰：
始皇时，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故始皇东游以压之，改其地曰秣陵，堑北山以绝其势。
《艺文类聚·符命部》卷十曰：
孙盛《晋阳秋》曰：秦始皇时，望气者言，五百年后，金陵之地有天子气。于是改金陵曰秣陵，堑北山，以绝其势，秦政东游以厌之，后五百二十六年，而中宗（东晋元帝司马睿）即位于江南。
《太平广记》卷一百九十七胡综条记载：
胡综博物多识。吴孙权时，有掘地得铜匣长二尺七寸，以琉璃为盖，雕缕其上，得一白玉如意，所执处皆刻龙虎及蝉形。时莫能识其所由者。权以综多悉往事，使人问之。综云：“昔秦始皇东游，以金陵有天子气，乃改县名。并掘凿江湖，平诸山阜，处处辄埋宝物，以当王土之气。事见于秦记，此盖是乎。”众人咸叹其治闻而怅然自失。
《太平寰宇记》卷九五：秦代的长水县（今浙江嘉兴县南边）有一座山，始皇听术士说，山上有王气，便谴发一批死囚去挖山以断龙脉，囚徒们受不了劳苦，一哄而散。这表明，秦始皇时期，已有了“王气”之说和“望气”技术。
清代屈大均《广东新语》曰：
广州治背山面海，地势开阳，风云之所蒸变，日月之所摩荡，往往有雄霸之气。城北马鞍岗，秦时常有紫云黄气之异，占者以为天子气。始皇遣人衣绣衣，凿破是冈……故粤谣云：“一片紫云南海起，秦皇频凿马鞍山。”
对东南的天子气，秦始皇一方面亲自东巡以压之，另一方面判断力人不远千里到金陵、长水、岭南等地凿破山冈，破坏其王气，可见，当时王气说已十分盛行。
秦都咸阳和秦始皇陵都是按照风水学进行选址、规划设计和营建的。《史记•刺客列传第二六》“秦始皇兼天下，都咸阳，因北陵营宫殿，则紫宫象帝宫，渭水贯都，以象天权，横桥南渡，以法牵牛也。”意思是说，秦始皇兼并天下，建都咸阳，按天上的紫宫营建宫室，以阿房宫作为天极即北极星，又以渭河象征天汉，架横桥于上，从阿房宫出发到渭北的咸阳宫，又如天地从紫宫出来，经过阁道六星，横渡天河，直达营室星一样，达到了天上人间合为一体的效果。秦始皇陵动用了70万民工，挖空了骊山，穿透了三重息壤。这表明，秦代相地水平已有较高水平。
秦汉时期，玄学盛行，人们开始重视坟墓的修建，把阴宅位置的好坏与子孙后代的前途联系起来，并且与阴阳五行、八卦、干支理论结合起来，产生了“黄道”、“太岁”、“月建”等风水学术语。
韩信年轻时，母亡家贫，不能在村墓中葬母，便选择高敞地葬母。后来他被刘邦封为楚王；《管氏地理指蒙》卷四记载，秦末李仲翔祖葬城纪，他三次梦见有人告诉他，葬地的山形如“川”字，法当战死。仲翔不信，汉初果战死于狄道。
汉代，风水理论开始逐步成形。当时，阴阳、五行、八卦等理论已经出现，并且形成了先哲对宇宙的总体认识构架。这些理论对风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奠定了风水最初的理论基础。同时，地学也空前发达，风水的实际操作成为可能。
西汉有“讳西益宅”、“讳被刑为徒，不上丘墓”等观念。东汉的王符著有《潜夫论•浮奢篇》对当时京师贵戚厚葬的批判，他说：“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金缕玉匣，木需（左右结构）梓木便（左右结构）楠，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奢。”重视丧葬，必然导致风水观念的产生和风水学的发展。王充《论衡》中的《薄葬》、《四讳》、《言间（左右结构）时》、《讥日》、《卜筮》、《辨崇》、《难岁》、《诘术》诸篇，详细地介绍了当时的风水忌讳。东汉的袁安的父亲（《后汉书•袁安传》）和江东豪强孙坚的父亲死后，皆按照风水师的指点葬了父亲，结果袁安累世隆盛，孙坚的儿子孙权至孙皓四世称帝。
《后汉书•仲长统传》载，东汉仲长统的住在“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币，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这些正是阳宅的风水要件。
总之，东汉时已有了“死人归阴，生人归阳，生人有里，死人有乡”的观念。而且，东汉的风水观念对后世影响较大。如：东汉风水视“囚”为大忌，盖房不能先修围墙，修房不能没有通路，墓地不能闭得太紧，否则，都会犯“囚”字禁。民间营建宅舍，还忌讳“犯土”，如遭遇疾病厄运，就归咎于犯土所致。“犯土”之说源于汉安帝时，当时，皇太子惊病不安，宫里的人都说是因为修缮圣舍时触犯了土禁，传到民间，就有了“犯土”之说。由此可见，东汉民间已有了风水习俗。
秦汉时期的形法相地相宅术在占地形方面，可能讲九州之三干龙、山脉之起伏、河流之曲折；在占宅方面，可能讲宅舍宽窄高低、形状之规则缺损、宅外东西南北之高下、宅旁流水和道路之曲折走向等，同时也可能参用其传统应验的术数。后世风水术在形法相宅相墓时，多以拟人化的手段来占断吉凶，而不用五行术数。从班固的形法总序中分析，《宫宅地形》中的五行术数是形象占断的重要法则。汉代的堪舆术，图宅术、形法相地相宅术，各有千秋，堪舆术侧重于修宅的时日，图宅术侧重于山脉的形式，宅舍本身及其周围地形的形象。
3.魏晋南北朝——风水术之传播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风水术广为流传，产生了像管辂、郭璞这样的风水大师。管辂著有《管氏地理指蒙》、郭璞著有《葬经》等多部风水著作，其中，《葬经》专论阴宅，成为风水学的基本典籍之一，后世风水学者必读之书，在风水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自晋代始，风水术在我国尤其是在我国东南地区开始传播。
刘裕之所以能成为刘宋的开国皇帝，是因为其先人葬于曲、丹徒之间的候山，“此地有天子气”（《南史》）；魏舒之所以能大贵，是因为其外婆家宅“贵甥”之故（《晋书•魏舒传》）；陶侃官至太尉，是因为他按照一个老人（隐士）的指点，将其亲人葬于卧牛之处；周访之地所以当上益州刺史，其子孙也当了刺史，是因为他将其父葬于老人（隐士）指点之地，老人说如葬此，后人可代代出二千石官的地方官。
《晋书•徐邈传》载：“旧疑岁辰在卯，此宅之左则彼宅之右，何得俱忌于东。邈以为太岁之数，自是游神，譬如日出之时，向东皆逆，非为藏体地中也。”徐邈在当时是一位很开通豁达的知识分子，他相信太岁之说，说明风水中“太岁”的观念已深入人心。
南朝的宋明帝非常讲究忌讳和风水，为了阻止其皇权旁落，曾暗中派人在萧道成家的祖坟四角钉上长五六尺的铁钉，因为，他听说萧道成家的祖坟有五色云气，即帝王之像。南齐武帝也相信风水，当他听望气者说“新林、娄湖、青溪并有天子气，可于此处起楼苑宫观”之时，他完全照办。上行下效，南朝帝王如此信奉风水，其臣子和百姓自然也不例外。如：南齐时，衡阳山民生病就被认为是先人惹祸，必须挖祖坟，剖棺，以水洗尸骨，即洗骨除祟。
南朝的地学较前更为发达，北魏的郦道元给三国时的著作《水经》作注，其字数超过原作的30倍，对山陵、泽薮、火山、温泉等都有记载，内容十分丰富，所记山川形胜，多属风水宝地。此外，一些地方志书也津津乐道风水宝地之说。如：《荆州记》就对今湖北长阳西北的一处风水宝地十分推崇，“宜都亻艮山县有山，山有风穴，口大数尺，名为风井，夏则出风，冬则风入……亻艮山侧有石穴出清泉，中有清龙。”如果没有地理知识的发展与进步，风水学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更无从谈其发展壮大与传播普及了。
总之，魏晋南北朝玄学的兴盛和山水美学的发展，把风水学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一时期风水学的特点是葬地选择越来越收到重视，出现的风水著作（如：西晋末东晋初的郭璞撰的《葬书》等）大多与阴宅墓葬有关。
4.隋唐五代——风水术之蔓延
隋唐时，流行卜占葬日与推断葬地吉凶的做法，出现了有名的相地师萧吉凶，他著有《相地要录》、《宅经》、《葬经》、《五行大义》等书，很为后人景仰。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鼎盛时期，各种学术广泛兴起。最突出的表现便是《葬书》的流行以及罗盘的广泛使用，并出现了张说、浮屠泓、司马头陀、杨筠松、丘延翰、曾文遄等一大批名师。当时，以东南地区发展最快，以江西派为代表，形成了形势派或峦头派，以福建派为代表，形成了理气派，大大丰富了风水学理论体系。
五代十国，因袭唐代兴盛的风水观，各代皇帝都信风水。到了后周时期，风水术将民间阴曹地府的信仰纳入系统之内，使得原本属地理学之风水学蒙上了神秘的面纱。
《隋书•萧吉传》载，隋文帝杨坚初始时不信风水，但在亲身实践证明了萧吉的风水术之后，立马重用萧吉。隋炀帝杨广之所以得立太子和迅速登基为帝，都得益于风水术士萧吉的鼎力相助。隋朝宰相杨恭仁准备迁祖坟葬地时，请了当时有名的五六批相地家卜地。可见，隋代的风水术在皇家和贵族中已被广泛认同，并得到重视。
唐朝的相地逐渐科学化。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志》中，对山川形胜描写得相当具体，成为后世风水师模仿描写风水宝地的定式。
唐代相地活动与风水术日益分化，风水术侧重看坟地，不论是官僚阶层还是庶人，只要死了，都要“卜宅兆”、“卜葬日”，这成为一种很普遍的习俗。风水术大盛的现象，皇帝都感到惊讶。《旧唐书•李绛传》卷一六四载，唐宪宗问李绛：“卜筮之事，习者寒精，或中或否，近日风尚，尤更崇尚，何也？”李绛不知如何回答。确实，在国力强盛、文化发达的唐朝，竟然有那么多人青睐风水术！
唐太宗十分重视风水，他曾令李淳风负责将当时十分纷乱的风水著作进行精选和整合，便于研究和使用。唐玄宗不仅信奉风水，而且还精通风水，其陵寝地址就是他自己挑选的（《大唐新语》卷十）。
唐代有众多的风水大师精通风水术，玄宗时的张说、湖北黄州的浮屠泓师、江西的司马头陀、陕西的杨筠松等。唐代朝廷设有司天监，在这里供职的官员都懂风水术，风水宗师杨筠松就曾在这里供职，后来，杨携带风水书记逃到江西，传授弟子，形成江西派，即峦头派。
唐代盛行挖坟断脉气的风水。宦官鱼朝恩挖了郭子仪的祖坟；中和三年（883），黄巢已称大齐年号，朝廷欲击败黄巢，便派上万人，花费一个多月的时间挖金州牛山，因为风水师说金州牛山傍的黄巢谷后有金桶水。果然挖出一个石桶，桶中有黄腰兽，桶上有一把三尺长的剑。后来，黄巢起义军果然失败。
唐代的风水术和风水观念已传到西北敦煌。莫高窟发现的文献中有《宅经》（不同于现代流行《黄帝内经》），还有托名吕才的《诸杂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阴阳书》等。这些表明，唐代，西北偏僻的边陲之地已有了很系统的风水观念。
五代时期后晋的风水观念中又渗进了阴曹地府等内容。广顺元年（951），官员刘皞在京城盖了幢房子，晚上梦见鬼对他说，你怎么能在我的坟上安床呢？我叫李丕文，是阴曹鬼。刘皞试着挖地，果然看到了地府，有华第、草木、坟墓等。
总之，自唐代始，由于佛教的广泛传播，佛教中的转世轮回、因果观念深入人心，佛教观念与风水学中的图谶荫庇思想融合为一体，统治者对道教的长生成仙之道也顶礼膜拜，因此，道教中的鬼神观念、神仙方术被风水学吸收，风水学和风水术的神秘化成度进一步增加。
5.宋代——风水术之盛行
宋代风水术盛行，出现了许多名师和典籍。宋代的皇帝有的笃信风水，有的反对风水，有的持怀疑态度。
宋代出现了许多风水大师和要籍。如：赖文俊著有《绍兴大地八钤》、《三十六钤》、《催官篇》等，陈抟《平砂玉尺经》，吴克诚《吴公教子书》（又名《天玉经外传》），胡矮仙著《至宝经》，谢和卿著《神宝经》、《玉元子天宝经》（亦称《天宝经》，或称《葬法十二》），蔡元定著《发微论》，刘见道著《乘生秘宝经》，孙伯刚著《琼林国宝经》等。理学家朱熹也对风水进行了阐释和认定。这些风水专著，并非低俗下层人士所著，而是上层有文化的能人智士所撰。都是根据生产生活经验的积累而总结出来的风水准则，写出了民众的需要和心声，不是没有道理的。
宋代的风水分为江西派和福建派两大风水学理论体系。
宋代民间普遍讲究风水，择葬求吉不遗余力。《朱子家礼》载，当时百姓家里死了人，先要选好吉地，再“择日开茔，三月而葬。”有钱大户人家，更是“广招术士，博访名山，参互比较，择其善之尤者，然后用之。”
朝廷也十分推崇风水，宋仁宗敕王洙编纂《地理新书》，并将此书定为官书。该书演习唐僧一行的《五音地理新书》，宋初钦天监杨惟德的《茔原总录》以及当时堪舆术中五音姓利相墓法，将五音姓利说编成完整的体系，宋代的皇陵就是采用这种五音姓利说修建的。
宋代的力学家往往参与风水之事。宋初力学家陈抟对风水的传承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
（曾）文辿因得筠松之术，后传于陈抟，是书即其所授师说也。
陈抟将堪舆术传于无拷诚，吴克诚传其子吴景鸾，吴景鸾成为当时享有盛誉的风水大师。陈抟为种放先人卜葬地，预言种氏族人名将辈出。他还撰有《玉尺经》四卷，收入元代刘秉忠《地理大全》。
理学家陈颐也笃信风水，他在《葬说》中云：
地之美者，则其神灵安，其子孙盛，若培壅其根而枝叶茂，理固然矣。地之恶者，则反是……父子祖孙同气，彼安则此安，彼危则此危，亦其理也。
后来的朱熹比陈颐更加信奉风水。《宋史·朱熹传》卷四百二十九曰：
（宋宁宗时）会赵彦逾按视孝宗山陵，以为土肉浅薄，下有水石。孙逢吉覆按，乞别求吉兆。有旨集议，台史惮之，议中辍。熹竟上议状言：“寿皇圣德，衣冠之藏，当博访名山，不宜偏信台史，委之水泉沙砾之中。”不报。时论者以为上未还大内，则名体不正而疑议生；金使且来，或有窥伺。有旨修葺旧东宫，为屋三数百间，欲徙居之。熹奏疏言：
此必左右近习倡为此说以误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奸心。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灾异数出，正当恐惧修省之时，不当兴此大役……
若夫山陵之卜，则愿黜台史之说，别求草泽，以营新宫，使寿皇之遗体得安于内，而宗社生灵皆蒙福于外矣。
疏入不报。
这是朱熹就孝宗山陵之事所提的建议，曾上《孝宗山陵议状》。
朱熹还能把我全国的风水大局，他对北京城风水的评价十分赞赏（《四库全书》第868册，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二《形胜》第20页）：
冀都是天地间好个大风水！冀都山脉从云中发来，前面黄河环绕，泰山耸左为龙，华山耸右为虎。嵩山为前案，淮南诸山为第二重案，江南五岭诸山为第三重案。故古今建都之地，皆莫过于冀都。
陈颐和朱熹皆为一代儒学宗师，儒家正统文化的传承者，曾痛斥父老之说，却偏信风水术，似乎让人难以理解。其实，风水强调让死者神灵安宁、孝子实现孝道，体现了人文关怀。这正是儒家孝道之义。这也就是以后《地理人子须知道》（全称《地理人子须知资孝地理心学统宗》）、《儒学崇理折衷堪舆完孝录》得以出版发行并流行的原因所在，这就是因为风水寄托了儒家所追求的孝道。
宋代风水术之已相当盛行，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考证，所谓东晋郭璞撰写的《葬书》，实际上应该是宋人伪托郭璞所写，因为，《晋书》、《隋书》、《新唐书》、《旧唐书》等正史都未见收录此书，直至《宋志》才开始著录郭璞《葬书》。宋代，《葬书》经过各方家的竞相增补，有20篇之多，蔡元定“病其芜杂”，删去12篇。后来，元代的吴澄认为蔡的整理仍欠精当，择其至纯者为内篇，精粗纯驳相半者为外篇，粗驳当去而姑存者为杂篇，后世术 家也尊其为《葬经》。《葬书》行文雅驯，不像是一般江湖术士所作，当出自一位文人之手。是中国风水术的集大成者，对中国古代风水术影响尤为深远。
宋代形成了一些被后世风水学定位永恒不变的规则。如：选地是为趋吉避凶，葬地的好坏与吉凶有关；风水宝地不是时时都会对人施以福佑，必须等待时机；风水宝地不是人人都可享受，土地各有其主等。宋代，各个阶层的人们都痴迷风水学说，讲究丧葬是官方和民间十分普遍的事情。《朱子家礼》说，老百姓死后，三月而葬，先把地形选择好，再择日开茔。
宋代对阳宅风水也十分重视，首先注重选择阳宅附近的外部环境选择。如：《纬略宅经》云：“凡宅东下西高，富贵雄豪；前高后下，绝无门户；后高前下，多足牛马。凡地欲坦平，名曰梁土；后高前下，名曰晋土，居之并吉。西高东下，名曰鲁士，居之富贵，当出贤人；前高后下，名曰楚土，居之凶；四面高，中央下，名曰卫土，居之先富后贫。”又如：《袁氏世范•治家》云：“屋之周围，须令有路，可以往来”，“居宅不可无邻家，虑有火烛，无人救应；宅之四周，如无溪流，当为池井，虑有火灼，无水救应。”其次是重视阳宅内部的环境构造。如：《吴兴志•谈志》载，宋代吴兴郡治的房屋布局是“大厅居中，谯门翼其前，卞苍拥其后，清风、会景、销暑蜿蜒于左，有青龙象。名曰一样独峙西南隅，为虎踞之形，合阴阳家说。”
宋代建房有许多禁忌，应当选择吉日吉时，否则有灾祸。《夷坚志。载南宋洪熙元年（1174），鄱阳新安乡民王五七造屋，风水师思眼说用日不佳，犯了凶煞，不利主人。王五七不听，竟被摔死。自此，百姓造屋皆择吉日吉时。
宋代的科技比较发达，地学知识更加丰富。如：沈括《梦溪笔谈》揭示了地势高下、地区不同则气温不同的现象，还指出历史海陆变迁的事实，论述了流水侵蚀地貌等问题，这些地学知识的更新，无疑充实了风水学的学科基础。
宋代，指南针、罗盘已被风水术师广泛应用，风水学的理气内容更加丰富与充实。
周敦颐关于太极和阴阳八卦的图式和阐释，被风水学理论吸收运用。
由于宋代风水术和墓葬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专门为人看风水的“阴阳先生”成为一种职业。
6.明清——风水术之泛滥
明清时期，我国风水学发展到了极点。一般文人雅士或多或少都懂得一些择地相宅方面的知识，更有一些落第文人在举业无望后转而做风水先生，五行中提升了风水行业的整体知识水平。当时所谓三教九流之中，俗谣称“一流举子二流医，三流丹青四地理，五星六爻，七僧八道九行棋。”风水术士仅次于读书人、医生、划师，可见其社会地位不低，也反映了社会对风水术的大量需求及推崇。
明清科举制度达到极端，当时文人纷纷拥挤到科举这一独木桥上，竞争激烈残酷。渴望金榜题名的文人们，除苦读寒窗外，也寄托在风水也。当时通过科举入仕是读书人改变自己乃至整个家族命运前程的主要途径，所以各地都非常重视。风水术盛行的赣南地区，兴起了修建文峰塔的热潮，希望通过文峰塔改变风水，进而昌盛文运。清乾隆《瑞金县志》载，当时曾修建文峰塔3座，其中龙珠塔与巽塔遥相呼应，瑞邑人士认为“巽辛二塔对峙，屹然凌霄，后日必有人文振起，秀家寰区者矣。”可见，风水在当时已成为一种风俗而深入人心。
至今，一些民居的风水墙、照壁、斜门、倒座门、门头上的八卦镜、风铃、门联、对联、吉祥符、平安符、门神、门前的抱鼓石、石狮子、泰山石敢当、缕花墙、壁画、剪纸画及种种室内屋外的吉祥装饰品，都是风水渗透，融于民俗生活中的实例。
明清时期，风水学出现了一个重要支脉——玄空学，当时产生了两位风水学巨匠，一位是明末清初的蒋大鸿，著有《地理辩证》，但唯恐天机泄露，辞隐意晦，后人难以通晓。真正将玄空风水传之于世的是清朝的沈竹礽先生，清末民初以后，他的后人及弟子根据他的理论，编有《沈氏玄空学》及《宅运新案》，这两本书对世人产生巨大的影响。
这时期之前，有很多人主张理法与形法相互对抗，如《山洋指迷》认为，只有峦头派才能解决问题。但明清之后，有很多人开始主张二者合而用之，大大完善了风水学的理论。明清时期，风水著作颇丰。
明清地学，首屈一指当推《徐霞客游记》，此书对岩溶、流水、地貌等问题作出了科学的解释。明末清初的考据学家在地学上也有贡献，如：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有，地脉》、《形胜》、《风土》等篇目，对舆地山川作了有益的探讨。顾炎武是不相信风水术的人，但他认定地形地势确有上乘风水，其观念为风水师所用。明末吴江人计成《园冶》在清代寂然无闻，直到日本造园界发现并推崇后，才引起国内学术界重视，奉为经典。《园冶》三十卷，卷一有兴造论、园说及相地、立基、屋宇、装折四篇；卷二述栏杆；卷三有门窗、墙垣、铺地、掇山、选石、借景六篇。计成主张“必先相地立基，然后定其间进”，“相地合宜，构园得体”。《相地篇》分有山林地、城市地、村庄地、郊野地、傍宅地、江湖地共六目。提出相地要看水，“疏源之确由，察水之来历。”他主张因地制宜，任其自然。园基应不拘方向，地势自成高低，该圆就圆，该方就方，以成天然之趣。
明清都城南京城、北京城、明泗州祖陵、安徽凤阳皇陵、南京朱元璋孝陵、湖北钟祥显陵、清东陵和清西陵等，是严格按照风水学的要求选址和营建的。正是由于皇家到处寻找风水宝地，注重风水达到极致，众多的皇家风水建筑，促使风水术的应用达到了巅峰。官方编修的《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都收录了大量的风水类书籍，风水理论公开化并保存下来。
北方的四合院，青一色的坎宅巽门（坐北朝南，在前左方开门），因为风水认为这样的房屋最为吉祥。
由于风水观念深入民心，根深蒂固，19世纪后半期，外国人在中国修建教堂、开创、修路等活动，均因风水的因素而遭到各地的强烈抵制，不仅普通民众如此，上层官僚、皇帝、慈祥等人也是这样。
清光绪六年（1880），直隶提督刘铭传上奏建议修筑由清江浦到北京的铁路，引起了顽固派与洋务派的一场交恶，其焦点正是风水问题。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家骧认为，这条铁路有一千数百里，肯定会有田亩、屋卢、坟墓、桥梁等阻隔期间，如果平毁庐墓，就会破坏阳宅和阴宅风水。若强令迁徙，百姓会闹事。留洋的通政使司参议刘锡鸿也提出修筑铁路“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的看法，破坏了沿途风水即为其列举的八项“不可行者”之一。
新西兰大学尹弘基《中国风水的性质和起源》载：
即使外国人已获许可以在中国这块绮异的帝国居住，他们预想不到的许多同类问题随时地不断涌现出来了。购买土地、拆墙筑院、建房甚至竖立旗杆，通商口岸的外国居民都会涉及到无数的风水难题。当你提议竖立一些电线杆时，当筹划要求中国政府修建一条铁路时，中国官总是对你礼貌地一鞠躬，然后宣布鉴于风水的考虑，此事当从长计议。
几十年前，香港殖民地的头面商人曾一度致力于将城市商业活动全部集中到一个叫幸福谷的地方，以便使之成为人城的中心，却因为风水的问题因而惨遭失败。当时香港政府开辟了一条通往幸福谷的公路，此举违反了当地的风水习俗，竟使中国社会陷入一片恐慌之中，当地的社区民众认为此举会切断龙脉，从而扰乱香港的风水。后来，大批被雇来修路的工程师不幸死于香港热病，幸福谷的已建外国房屋也因疟疾泛滥不得不废弃，当地中国民众更相信：这正是英国人触犯风水的报应。
澳门总督 Senhor Amral，他在修路的过程中极其鄙视风水，干涉和干扰了当地人的坟墓而遭到当地人的伏击，被砍了头。
风水成为当时政治的议题，足见风水在清末世俗社会中的强大影响力。
当今风水市场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与明清时期风水术之泛滥不无关系。
总之，明清时期，在大量风水实践过程中，不仅绘编了旧有的风水著作，而且还有新的风水著作问世，传统的风水理论和风水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完善，并达到巅峰。而且，形势派比理气派更为流行，因为，形势派所主张的理论与实践活动，侧重于对建筑山水形势的观察，操作简易方便而且环境优美宜人。
7.当代——风水术之沉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政府提倡改革葬俗，但传统的丧葬观念和习俗难以改变。20世纪50～70年代，由于移风易俗、破旧迎新、政治运动频繁等原因，风水术曾短暂“休憩”一小会儿。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改革开放面积的推广和程度的加深，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风水术和风水学在经过数十年的压抑之后，竟然如雨后春笋般地迅速遍布全国的每个角落，阴宅和阳宅选址、建筑规划设计、建筑物的营建、购房、装修、搬家乃至出行等，人们无不讲究风水，追求吉祥、吉日、吉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