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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官员为何总在年龄上造假
在现代礼仪中,询问女士的芳龄是十分不礼貌的,而在中国古代官场中也有类似的禁忌—禁止打探同僚的“真年”。从史料上来看,秦至西汉时期做官不存在年龄限制的问题。秦时的甘罗十二岁就官拜上卿,据《战国策》的记载,在官拜上卿前,甘罗就已经是相国吕不韦门下的一个才士了。《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中记录了西汉昭宣时期六位薪傣为二千石的高官的事迹,他们中有五个人都是少年时期就参加了工作。那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朝廷对官员年龄有了限制呢?这要从汉武帝时期察举制度的腐败说起。
官员年龄造假的源头
汉武帝时期,西汉政府开始推行察举制度,由州郡等地方长官向上级或中央推荐人才。汉武帝此举本意是为了打破世袭制度,多为国家选取有用人才,然而“法久弊生”,一些掌握察举大权的人渐渐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牟取私利,以互相举荐的方式,让双方家族成员陆续进人官场。这种自主选才的选官方式,使得汉朝官员整体年轻化趋向日益突出。到东汉顺帝时期,这种官员年轻化的问题已经十分严重,于是当时的尚书令左雄便向汉顺帝提出了一个建议,请求按照《礼记》所说的“四十曰强,而仕”选官—只有那些年满四十岁的老成之人才可以被举荐为官。
汉顺帝听了左雄的建议后,十分兴奋,立即采纳了。阳嘉元年(132),汉顺帝颁发了“阳嘉新制”:“初令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其有茂才异行,若颜渊子奇,不拘年齿。”也就是说,当时四十岁以上的人才有资格被举孝廉;除非此人才华出众,能与春秋时期的子奇、战国时期的颜回相媲美,才可以不拘年龄。
虽然“上有政策”,但下面的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得不想出应对之策。既然对官员录用的年龄有了限制,那么只要更改被举荐者的年龄,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么?于是,官员年龄造假一事从此开始。 文章来源【三僚网】中国专业的风水服务网
年龄随着政策“变”
汉朝时,一个人若要想当官,必须把年龄往大了报,但到唐朝时就恰恰相反了。唐朝时想出仕做官者,除了参加吏部主持的考试考中进士外,还要“守选”,就是等待分配工作。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通常都会等上三五年,有时候甚至要挨上七八年。所以,有些人当官时虽然是三十几岁,但其实他二十几岁时就已经考中进士了。如果进士在等待授予官职期间,遇到其至亲之人(父母、祖父母等)过世,他还必须在家守丧,直到服丧期满,才能就职赴任。这样,从他进士及第到真正做官的时间就更长了。
为了缩短这个漫长难熬的等待时间,早日走上仕途,许多人便将目光落在了唐时为早期教育成功者设置的童子科。所谓童子科,即专为十岁以下儿童开设的考试,参加考试的都是早慧儿童—至少能背诵一部儒家经典。通过考试的人,授“童子郎”,成为储备干部。那么,童子郎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授官呢?据《旧唐书·裴耀卿传》所载,裴耀卿八岁考“童子科”及第,“弱冠拜秘书正字”,也就是说其二十多岁才被授职。王丘也是“幼摧童子科”,弱冠之年又参加科举考试,随即被授予奉礼郎。如此说来,与那些二三十岁才考中进士,三四十岁才能正式进人官场的人相比,通过童子试后虽然也要等上十几年,但上岗年龄却是普遍提前了。由于这种科考方式不但考题相对简单,而且还能使参考者快速走上仕途,于是当时有很多大龄男子都想钻营这条捷径。贿赂官员将自己的年龄改小。冒充孩童,“损年以求早成”。
到了宋朝时,由于取士政策发生了变化,不少想出仕者又开始将年龄往大了报。宋太祖时期,有一种叫做“特奏名”的授官机制。据《宋史·选举志》所载,宋太祖规定,凡参加科考总数达到一定次数,且屡试不第,年龄满六十岁以上的举人,都可以“特赐本科出身”,授予官职。这个规定为那些才疏学浅又希望做官的人开了后门,他们因此谎报自己的年龄,这样便可以早日为官。宋代自从有了“特奏名”之后,每榜所取人数各不相同,有时是数十人,有时竟高达千人。据不完全统计,宋朝共约录取进士11万人,其中以“特奏名”录取的就有5万人,几乎快占总及第人数的一半了。清朝时期,朝廷对30岁至50岁的官员较为重用,至于那些55岁后才考中进士的人,往往只能获得一些闲职,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由于科考难过,所以不少人都将自己的年龄改小了,以求高中时还能被授予有发展前途的职位。对于这一现象,清初诗人王士祯就曾感叹说:“三十年来士大夫履历,例减年岁,甚或减至十余年,即同人宴会,亦无以真年告人者,可谓薄俗。”
总而言之,在封建社会,官员年龄的变大变小,都是随着朝廷政策的变化而变化的。毕竟,能够进人仕途、混进官场,对于过去的读书人来说,本就是要打破头颅、削尖脑袋才能成功的事情,若只做个“烂忠厚没用的人”.于仕途就更无望了。故在古代“增年”、“减年”应试,实乃放之四海而公行的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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