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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与星命:韩愈、杜牧
星命之学在唐已较风行,不少士大夫都信之不疑。例如韩愈,从他为李虚中所做的墓志铭中我们已可看出他对推命之学的赞赏和崇信,此外在他的文集《昌黎集》中,我们又找到一首自述其星命的诗,曰《三星行》。现在讲文学史的人,是不会提到韩愈对星命学的兴趣和他的这首诗的,因为他们觉得这是迷信的货色,对一个大文学家,讲他的迷信,似乎不大光彩,所以人们就为他忌讳这些东西了。这当然是现代人的思考方式,用自己的心去度古人的心,当然就会产生隔阂和偏差,于是今人心目中的古人形象便残缺不全,面目全非了。从星象学的观点看问题,会帮助人们丰富对古人的了解的。韩愈的《三星行》是这样写的:
我生之辰,月宿南斗。
牛奋其角,箕张其口。
牛不见服箱,斗不绝酒浆,
箕独有神灵,无时停簸扬。
无善名已闻,无恶声已灌,
名声相乘除,得少失有余。
三星各在天,什伍东西陈,
噬汝牛与斗,汝独不能神。
前人说这首诗是韩愈自悯其生多遭人警毁而作。诗的大意是,我诞生之时,月在斗宿。斗宿之前为牛宿,之后为箕宿。奋角张口,都是对其形状的形容。三星即指斗、牛、箕三宿。三星之中,牛、斗并未对我的命运产生什么影响,所以说牛不能驮箱,斗不能舀酒浆(指二星徒有牛、箕之名而无其实,比喻二星对自己命运不起作用),而只有箕宿对自己的命运产生影响和作用,所以说“箕独有神灵”。箕的影响和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无时停簸扬”,指自己的名声一直像簸箕簸扬一样,一直在赞誉和警毁之中波荡。而这种簸扬却并不符合事实,所以说:“无善名已闻,无恶声已灌。”即我本无什么善处优点,但名声却已为人闻知,我本无什么恶处缺点,但名声却也已宣扬在外。但善名与恶声相比之下,是得少而失多,所以说“名声相乘除,得少失有余”。这就是指警毁多于赞誉。最后他感叹道,斗牛箕三星分别处在天上不同位置,其形状伸展的方向也是参差不齐(什伍东西陈),其中只有箕起了作用,而牛与斗,却很可叹,“不能神”,即不像箕有神灵那样发生作用。
韩愈的《三星行》所反映的星命观,当然不像那些以星命为业的专家那么复杂,但也确有其独特之处。按星命学看,生时月所踱之星宿及度数即其人之身宫及身度,由此可知,韩愈确也受了当时星命学的影响,所以他才联系自己的身宫之星,来感叹自己的命运。但他又没有完全按照星命学那一套来理解星宿与自己命运的联系,而是按照自己的独特理解来解释其中的关系,所以才有了这篇《三星行》,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位文学大师对于自己生活及命运的内心思考,并为后人理解其人留下了一份绝好资料。
无独有偶,唐代大诗人杜牧也有一份自谈星命的资料留给后人,这就是他自撰的墓志铭。此铭载于《樊川文集》卷六中,在叙述了自己一生的经历后,杜牧又按星命学对自己的经历遭际做了总结,他说:“我生在角星(命宫所在),晶、毕对于角而言就是第八宫,叫做病厄宫,也叫做八杀宫,土星在此宫。此时火星继木星之后为王。杨烯说:‘木星在张宿,对于角而言是第十一宫,叫做福德宫。木为福德,大君子救于其旁’,无虞也,我自作湖州太守不到一年,迁为中书舍人,这是木还福于角,足矣。其后土火还死于角,宜哉!又自视其相貌,目流而疾,鼻折山根,年五十斯寿矣,某月某日死于安仁里。”
从这篇文字中可以看出,当时星命学已比较成熟,而杜牧对此学亦较精通,故能应用自如。此外他还懂相面术,与星命学配合运用,相得益彰。
《三星行》的知音:苏轼
苏轼其人,‘无人不晓其名,但真正了解其人者古往今来恐怕没有几个。据历史记载,苏轼不仅是个文学家,也是一个对星命之学颇为内行的专家,此有一事可以证明。苏轼根据韩愈的《三星行》发表意见道:“吾平生遭口语无数,盖生时与韩退之相似。吾命在斗间,一而退之身宫在焉。今谤吾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虚也。乃知退之磨揭为身宫,仆以磨揭为命宫。平生多得谤誉,殆同病也。”从苏轼这段话,可以清楚地看出苏轼对星命学的熟悉。他认为自己所以平生遭人口语诽谤无数,是由于自己出生时辰的星象与韩愈(退之)相似,而平生遭人诽谤方面亦极为相似。于是苏轼感叹韩愈《三星行》之言实在不是虚言。两位文学家的心,虽隔数百年之久,但却因星命相似而灵犀相通,这也算一段奇缘吧!苏轼所说的身宫、命宫以及摩揭,都是星命学上的专门术语。苏、韩的身宫、命宫同在斗宿,斗宿又属摩揭宫,所以苏轼先说身、命在斗,后说在摩揭.其实是一回事。若不是对星命学有相当的了解。是说不出这番话的。韩、苏都不是没头脑的庸俗之辈,而都对星命之学如此信任和熟悉(这表明必有浓厚兴趣和花费一定精力去学它),这是一个耐人寻思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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