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星象秘籍
中国古代星象学源远流长，人才辈出，历代专家勤于总结经验，撰述结集，先后见于著录的星象学著作数不胜数。但由于历史上的战争、灾害以及禁书焚书的破坏，这些著作大多已经亡失，现今所存的已所剩无几。以笔者的条件，所能知见的不过一二十种，以下略加介绍。
《五星占》：现存最早的星象著作
1973年底，考古工作者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挖掘出大批珍贵文物，震惊了世界。其中在三号墓中有一批关于星象方面的帛书文字约八千多字，经专家整理后，定名为《五星占》，并分为九章。据研究，《五星占》的写作年代在公元前170年左右，因此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天文星象著作。由于年代久远，又是埋在地下，这部帛书已残缺不全，中间有不少缺字，尽管如此，它仍是一份极为珍贵的星象著作。据研究，我国最早的星象学专著为战国时期的甘德所著的《天文星占》和石申的《天文》。但这两部书早已失传，只因后人的引用而零星保存在后代的著作中。《五星占》中也保存了甘氏和石氏星象书的一部分，其中以甘氏的为多。仅从这一点来说，《五星占》已颇具价值。
据专家整理，《五星占》分为:木星、金星、火星、土星、水星、五星总论、木星行度、土星行度、金星行度共九部分。帛书原用隶书，整理后用楷书写定，又据其他典籍补出若干字，补不出的用空方框代替。经这样一番整理，已清晰可读。其原文全文登载于《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五星占》将五星纳人五行体系:
五行五方帝垂神
木东方太昊句芒岁星
金西方少昊葺收太白
火南方炎帝祝庸荧惑
土中央黄帝后土填星
水北方撷项玄冥晨星
此外还记载了岁星纪年法、木土金星行度(似原应有水火星行度，今失)及五星各种运行位置、各种星象状况、五星相互关系状态下的星占意义。此书的出土，对于我们了解战国至秦汉间的星象学，具有重要价值。
《淮南子·天文训》：杂家中的星象学
在时间上，《淮南子·天文训》比《五星占》晚三十年。《淮南子》这部书是以汉高祖刘邦的孙子淮南王刘安的王号命名的。淮南王天资聪明，善写文章。当时汉文帝在位，一次清晨下诏让他写一篇《离骚赋》，到吃完早饭，赋已写成，可见其文才之高。由于淮南王爱好学术，当时天下各地的方术之士多往投奔。淮南王与其中学艺高明者如苏飞、李尚等八人以及大山小山之徒，一起谈论道德仁义及各种学问，最后著成《淮南子》一书。这种情况与吕不韦招揽天下宾客，让他们合著《吕氏春秋》极为相似。所以，虽然题名《淮南子》，其实并非全由淮南王写成。该书内容繁杂，所以后人常视之为杂家。但是.也正因其内容杂，才有了《天文训》一篇。
《天文训》首先讲的是宇宙生成的过程，接着讲天地、阴阳、日月、星辰、火水、风雨、雷霆、雾露、霜雪、动物诸事物生成的原因.以及日月阴阳四季与动物变化的关系，又谈到日月食、彗星、客星的出现与动物和地球水文的变化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人主之情，上通于天”的观点，用以解释人主的政治行为与异常灾害的对应关系。其第二个部分是谈四时、日月、星辰、虹蜕彗星等天时星象与天的关系，把天拟人化，认为天有吏、使、期、忌，表现为四时日月星辰与彗星等。接着是解释什么是九野、五星、八风、二十八宿、五官、六府、四宫、日月运行周期与年岁纪终、二绳、四钩、四维，阐述阴阳二气运动变化与分至的关系及万物随之蕃息闭藏的过程，水火与阴阳、节气的变化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应的物候表现。此后又解释七舍与阴阳时节的变化关系，一年之内斗柄所指方位与节气、音律之间的关系。
第三部分的内容包括:月与太岁的运行关系及其星占，太一在冬春的时刻，阴阳二气与音律，一年之内五行更替用事、干支轮番受制及其与人事的关系，不同干支与气、虫、雷等自然和人事的关系，北斗在不同月份所指方位不同与音律和万物运动变化的相应关系。第四部分的内容有:阴阳二气相互作用运动变化与人事、音律之数的关系，音律与十二月的关系，音律之数与度量衡之数的关系。第五部分的内容有:太岁纪年与四象所在和定十二建的关系，岁星纪年法，太阴占，选日的依据，五行生壮死与十二支的关系，月建与星宿，二十八宿分度与分野，岁星之占，干支与分野、五行，五行生克关系，北斗之神，太阴占，天人相应之数，天人之占。 文章来源【三僚网】中国专业的风水服务网
第六部分为岁星占，正朝夕法，定方位法，定二分二至，测四方广裹之数法，测南北极距离法。由上述可见，《天文训》几乎是当时天文星象律历五行干支之学的汇总，无所不包，但条理不如《史记》的《律书》《历书》《天官书》清晰。与我们所说的星象有关的内容，如占星术方面的内容也有一些，但并未占很大部分。从其基本思想的原则上看，这些复杂的内容统属于一个体系之内，故其中星象学之外的内容与星象学内容之间隐含着一种必然联系。
《史记·天官书》：正史与星象（《律书》附）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依靠个人的力量撰成的通史。它不光通在时间上的贯穿古今，也通在对各种人物、事物的全面涵盖。它的通不只是面上的覆盖，而且是深人详尽的表述，故《史记》一书在中国历史著作中的地位一直独占鳌头，无可比拟。从星象学的观点说，我们特别要感谢《史记》的，是它的《天官书》、《律书》二篇的设立。没有这二书，我们就对自战国至西汉初年的星象学茫然无知。战国时我国最早的星象专著甘氏和石氏的《星占》和《天文》早已亡失，今天依靠《史记》二书差可知其梗概。由于《史记》将《天官书》、《律书》列为专章，定立前所未有的体例，后代历朝正史无一不仿效继承，列专志记叙各个时期的天文星历之学及其实况，绵延两千多年，保存完整资料，这在后人看来诚属功德无量。这一点也是司马迁及其《史记》天官、律书的伟绩。《史记》能经历两千年而越来越受人们青睐，与它这种全面而详备的体例有直接关系。司马迁要把他的《史记》藏诸名山以传万世，确实达到了目的。
《史记》关于星象学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天官书》中。司马迁写《史记》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所以他十分重视天文星象之学。不通此学，就无法“究天人之际”，不“究天人之际”，也就不能“通古今之变”。所以可以肯定，天文星象之学，既是古代史官的专职技能，又是他们观察历史、评价和总结历史的基础。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真正了解古代史官及其著作。《天官书》、《律书》二书在《史记》中是整个体系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后来的史家真正理解这一点的寥寥无几。同时，《天官书》、《律书》二书也是了解司马迁其人乃至整个西汉时代思潮的基础。西汉为何盛行天人感应学说、灾异谴告论以及一套独特的世界模式?不通《天官书》、《律书》二书及星象学，看来只能隔靴搔痒，不着要害。总之，《天官书》对于了解司马迁、古代史官制度、西汉思想等问题，均有重要价值。现代人往往只从现代西方科学分类标准上的天文学角度来看待《天官书》，这既割裂了《天官书》与《史记》整体的有机联系，犯了形而上学的片面性错误，又以今人眼光去套古人思想，犯了脱离时代背景的反历史主义的错误，所以其研究结论，纵然有一些现代天文学方面的成绩，也根本不能谈到对古代社会和古人思想的真切理解。而其余的研究史学、文学等的人们，更是把《天官书》视作无足轻重的东西而置之不理，或把它视为畏途而不敢接触，只以现代学术的观点去分析研究《史记》，其结果也必然是对《史记》和《天官书》的片面割裂和严重忽视，仍无法获得对《史记》和司马迁的真切感受。只有注意抓住《天官书》这个环节，才能抓住研究《史记》和司马迁乃至西汉思想、政治等各方面问题的关键。这不是耸人听闻，而是实事求是。现代人要想真切理解古代历史和古人，必须彻底抛弃在现代社会环境中养成的现代文化的有色眼镜，设身处地，对古代社会和人群进行角色化，才有可能沟通，获取有关信息。
以下我们介绍《天官书》、《律书》的有关内容。《天官书》在《史记》记载专类事物的八书中列第五，《律书》列第三，其卷数分别为第二十七卷和第二十五卷。我们先介绍《律书》，因其有关星象的内容比较少。《律书》以为“六律为万事之根本”。所谓六律，即音律中的六阳律，谈到律实际包括六阴吕在内，因为吕是助律的，二者相辅相成。那么，律吕又与星象有什么关系呢?这也很好理解，因为律吕是万事的根本，自然星象之事也不会例外。但究竟二者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呢?《律书》对此有一套专门的学说。《律书》说:“在漩矶玉衡以齐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钟律调自上古。建律运历造日度，可而度也。”又说:“二十八舍，律历，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气，天所以成熟万物也。舍者，日月所舍。”这两段话的意思是，古人用漩矶玉衡之类的观天仪器观测日月五星(即七政)的运行情况，而周天恒星二十八宿和人工创造的十于(十母)十二支(十二子)以及音律(十二律吕)，则是用来标志日月五星运行情况的量度体系。而日月五星的运行，以及五行八正之气的变化、万物生长成熟衰败的变化等又是天地间阴阳二气周运变化的表现。二十八宿及干支音律组成的量度体系，又把这些变化统统纳人其中。因为古人认为，其表面变化形式虽然不同，而实质和根本原因却是一个，故是一个整体的有机系统，必须合观而不可分割。《律书》是怎样建立这个整体标度体系以反映天地自然变化的呢?该书并没有对此大发抽象的议论，而是简明地给出这个系统的原型而已。本物既在，又何须多说呢?当然由于时代久远，书籍多有脱误，《律书》的有关文字明显已有脱文和错简的情况，我们只能适量进行补充。以下将《律书》的这个系统格式化，以清眉目。所补充者用方括号括起。
观看这个图要注意:①戊己在中央是据《淮南子·天文训》补的。《律书》提到“十母”(即十干)，而正文中却未写出“戊己”应放在何处，故据《淮南子》补。②南方午无月份，而五月毅宾应属午，当排在南方。很明显，今所传《史记·律书》于此有错简，使得五月羹宾及其星宿跑到清明风东南方中去了。③星宿之名与通行二十八宿名不同，且所选的星也有不同。具体为:建星，通行选斗星;七星与张，应张前七星后;注，即柳;弧，即弧矢，通行选鬼星;狼，天狼，通行选井宿;罚，即伐星，通行选紫宿;浊，即毕宿;留，即晶宿。④按其排列规律，西北、北属冬，十月在西北，十一月十二月在北，一季三个月，第一个月为一方位，后两个月为一方位。东北、东属春，月份安排同冬。夏、秋两季杂乱，依冬春例，应当:四月(夏之第一月)在东南，五、六月在南，七月在西南，八、九月在西。其余音律、星宿、十二支随之。⑤此图省略了《律书》对八风、十二支、十干、星宿、音律的名义解释，通观这些解释可知，是以阴阳二气的变化为基础，以万物变化为特征来理解八风、干支、星律的名义及其安排分配的。以这个思想为基础的系统，是当时运用星象学的基本依据，与《天官书》中的占星术有密切关系。以下再看《天官书》的内容。
《天官书》首先一一介绍天空五大区域中宫、东宫、南宫、西宫、北宫的星宿的名目及其与人事的对应意义，并简略述及部分星宿的占星意义，接着叙述岁星(包括岁星和太岁纪年法)、荧惑、填星、太白、辰星的所属方位、五行、四季、十干、星占、行法、庙宿、异名等项内容，这一部分与《五星占》十分相似。此后又介绍二十八宿分野、日占、月占、妖星占、云气占、异常气象占、山川水泽建筑草木畜禽诸事物之占、候岁法、风占、五音占、太岁占等各种占法，体例与后世《开元占经》、《乙巳占》之类十分相似，由此可知古之天官之中星象仅是部分内容。最后一部分，总结了星象学史及其与社会历史发展变化之规律的关系，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主旨的简要应用。还列举了占天下各地区所需注意的主要星宿及秦始皇时期至西汉前期的主要星占实例。提出了五星皆有逆行的发现，概括了占星术的基本要领。
总之，《天官书》是一部简要而完整的星象学专著，从体例上已基本确定了后世星象学著作的基本框架，为其后历朝正史《天文志》的撰著和其他星象学著作的编纂奠定了基础，树立了模本。后世的星象学著作在内容含量上大大超过了《天官书》，但它们永远取代不了《天官书》的开创之功和先导她位。
自司马迁《史记》创天官书体例以来，后起各朝正史大都仿而效之，《天文志》遂成为中国古代正史固定体例之一。由于各朝正史《天文志》的连续不断，总括起来就是一部自汉至清的完整星象巨著。其内容以占星术及星官知识为主，但在今天看来又是研究古天文学的绝好原始资料。在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之林中，只有中华文化体系保存下来这样一套完整的天文星象资料，凭此一点，中华民族对于全人类的贡献已是无可比拟的了。由此更可见司马迁当年创《天官书》体例的伟大与高明。
另外，由于古代五行思想的影响，自班固《汉书》起，又在正史内设立了《五行志》的专业体例，其中包括关于日、月变异及其占测的学说和实录，这也属于星象学的内容，故论及《天文志》时，也不要忘记了《五行志》的有关记录。但要注意一点，北魏的《魏书》作者魏收曾对《五行志》的内容作了一次改动，他认为原来《五行志》中关于日月变异的记录，应该归人《天文志》，而不应放在《五行志》中，所以他便把有关内容移到《天象志》中，而且把《天文志》的名称也改动了。其后，有的正史《五行志》仿效魏收的处理方法，有的则仍然沿用《汉书·五行志》的方法，并未统一起来，所以我们今天翻查历代正史《五行志》时应了解这段波折。
当然，原也无志，示各史的二十四史中并非全都有志，如《三国志》就没有志，《后汉书》现传本的诸志，是把司马彪的诸志移人进来的。下商我们列表显《天文志》、《五行志》。正史一般以二十四史为主，加上《新元史》又称二十五史，除此之外的《通志》、《通考》等书，不属正史，但也是重要的史学著作，因其体例的不同，故不人正史之列。本表将它们附在正史之后，以表明除正史天文志、五行志外，尚有专门记载有关资料的史书，不可忽视。将正史与《通志》等书配合参考，可以互相补充。这也是中国古代史学著作中特殊的体例，为外国所罕见。
历代正史《天文志》：《天官书》的余绪（《五行志》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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