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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象学的历史文化作用
星象学作为一种方术,虽非科学,但它同时又是一种历史上的文化现象,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有必要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分析它曾经起过的作用,认识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地位。这对我们今天重新探讨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定意义。可以说,若无对文化体系每一细部的深人认识,则对整个传统文化体系的认识也不会完整和深刻。
1.星象学与古代政治星象学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与政治的关系最深,在某些历史阶段,甚至对当时的政治发生过重大影响。星象学对政治的影响,可分为政治实践和政治思想两个方面。前一方面的影响,可由历史上星象家参与当时政治活动的事迹看出。后一方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占星典籍的术文之中。以下就这两方面分别论述。
在历史上,人们利用星象学批评政治由来已久。春秋时期,鲁昭公六年,郑国铸刑鼎,这是一个带有进步意义的革新行动,但也因此违反了当时既存的制度。于是,晋国的大夫士文伯便利用星象学来指责这个举动,说:“这时大火星还未出现,不宜用火。而郑国既用火铸鼎,又铸上关于纷争的刑书。所以等到大火星出现时,郑国将要发生火灾。”(见《左传·昭公六年)))在士文伯看来,郑国此举违背了天意,故要受到天罚,这表明他是在利用星象学反对革新。春秋时,晋国的伶州鸡用星象学为周灭殷提供论证,他那篇议论也是很有名的(见《国语·晋语)))。这是利用星象学为现存王朝做辩护的一个好例子。
到两汉时期,星象学为政治服务呈现空前绝后的局面。自董仲舒鼓吹天人感应以后,灾异说、天谴说风行两汉王朝,帝王大臣、学者术士普遍相信星象灾异天谴之说。在下则有大臣学者借星象批评帝王,在上则有帝王借助星象治罪大臣。此外帝王亦常因星象异变下罪己诏,宣布大赦等。整个两汉时期的政治深受星象学所控制,实属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景象。大臣等人借星象批评帝王者,如西汉时谷永,对成帝时的几次日食,用星象学的方法,批评成帝饮酒无度,赋敛过重,使民众愁怨,又指责皇后专制后宫,掩制皇帝(见《汉书·五行志》)。东汉时期,蔡岂借汉灵帝询问有关星象灾异时明确指出,这些灾异是象征亡国的先兆,上天显示这些灾异,是警告谴责帝王,使之有所感悟,改革政治,才能延续其统治(见《后汉书·蔡岂传)))。这无疑是批评灵帝治国无方,几近于亡国了。经学家马融也针对汉安帝延光四年的一次日食上疏批评当时的政治,他引用《诗传》的话说:“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滴于日月之灾,故政不可不慎也。”他认为这时应做三件事以改良政治:选择人才、安定民众、顺从天时。这也是对安帝的委婉批评(见《后汉书·马融传》)。东汉时借用星象批评帝王时政最为激烈和著名的,要推郎s}和襄楷两人,《后汉书》为此将二人合在一起立传,可见其影响之大。郎、襄都是民间人士,在当时能直接对帝王提出如此激烈的批评,在后人看来是很难想象的。但当时人们普遍相信星象之说,故能言而无罪。其具体内容详见本书第三章“人物篇”。
星象学对于政治实践的影响,除了大臣直接对当时的帝王及其政治提出批评之外,还表现在帝王也可借此惩治大臣,直至将其置于死地。典型的事例就是西汉的成帝以星象异变逼7}相翟方进自杀。翟方进家世微贱,初为地方小吏,不得意,后到京师治经学,成名后步人仕途,十余年间平步青云,官至7}C相。但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树敌太多。到绥和二年春,天上出现荧惑守心的星象异变,他的夙敌便借故上书,向成帝进言:此种星变,应由大臣当其罪。成帝也久因翟方进专权而对他不满,便赐册给方进说:“观君之治,无欲辅联富民便安元元之念。”更把一切灾异、民间苦难、政治腐败等罪责加在他头上。又说:在这种情势下,“而欲久蒙显尊之位,岂不难哉”!于是便赐给他尊酒十石,养牛一头,请方进“审处焉”。这就是给翟方进一个机会,让他能体面地自裁。翟方进接到赐册,当天就自杀了(参见《汉书·翟方进传》)。
帝王不仅以星象异变责怪大臣,也常引以自责,向全国发布罪己诏,并同时采取一些措施如大赦等,企图以此来表明受到天谴时有改过图新的意思,因而使天的惩罚减轻或消除。比如汉文帝二年十一月日食,文帝下诏罪己,说:“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因此,要求人们“悉思联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乞以启告联。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联之不逮”。此外还要“罢卫将军军。太仆见马遗财足,徐皆以给传置。”(见《汉书·文帝纪)))这是承认自己有过失,要求人们批评指正,并推举贤良方正之人专门纠正自己的不足之处。此外采取裁减部分军队及政府有关财物以帮助地方骚站的措施。其后汉代诸帝均有类似的罪己诏,所采取的相应缓和措施有大赦天下,免官家奴脾为庶人,核查冤狱,考核苛刻官吏,派大臣循视民间疾苦,罢除皇家游玩消费,废除有关民生的官员制度,赏赐民众牛酒,推举贤良等各种人才,审勃公卿大夫努力治政,罢诏狱,免除旧债务及租赋,等等(《汉书》诸帝纪)。可以说,汉王朝的诸多政治措施均广泛受到星象学的影响。
星象学对政治实践的影响,在社会动乱时,则多为人们分析形势时所利用。比如西汉末年天下大乱,邓仲况拥兵南阳,与刘秀对抗。刘欲的侄子刘龚也投靠了邓仲况。这时,善于星象之学的讲书祭酒苏竟便用星象为刘龚分析形势,指明助邓割据对抗刘秀的不利,刘秀才是真正的帝王。刘龚听了苏竟的分析,十分信服,便劝邓投降了刘秀(《后汉书·苏竟传)))。又如东晋与北方各国对峙时,晋的太尉陶侃手下有位名叫戴洋的星象家,用星象为陶分析形势,指明应顺从天意及时北伐。陶久有北伐之志,听了戴洋的分析,便下了决心。只是由于陶侃此时病情恶化,北伐计划才未能付诸行动(《晋书·戴洋传》)。星象学在早期以占星术为主,直接为帝王服务,故历史上不少星象家与帝王关系密切,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帝王的不少决策。这也是星象学对政治实践发生影响的一种表现。比如,西晋亡后.晋室南渡,晋元帝被拥登基。在选择登基日期时,就是听从了星象家戴洋的意见才确定下来的(《晋书·戴洋传》)。南朝著名星象家庚季才曾与梁元帝、隋文帝过从甚密。梁元帝也爱好星象之学,常与季才一起观看星象。当时元帝担心祸起萧墙,问季才有什么方法可平此隐患。季才劝元帝不宜久留江陵,而应早还建康,拥兵自守。元帝听后信服,但他后来又听从了其他人的意见,最终未采纳季才的意见而被西魏军攻杀。后季才跟随隋文帝,用星象为文帝分析迁都的好处,使文帝下定决心,下诏施行迁都计划(《隋书·庚季才传》)。其后如李淳风与唐太宗讨论“唐三代之后有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的秘俄时,用星象说服太宗不要把嫌疑者都抓来杀掉.免除了一场宫廷大屠杀(《新唐书·李淳风传》)。傅奕受唐高祖重用,曾多次奏上关于星象的秘状,都符合高祖之意。后高祖又要傅奕主持为军队制定以星宿为标志的军旗号令(《新唐书·傅奕传》)。又如薛颐用星象向秦王李世民秘奏世民当称帝,因而受到李世民重用。其后李世民多次出行,也要咨询薛颐的意见。武则天也有两个亲信的星象家:尚献甫、严善思。武则天多次向尚献甫询问星象灾异,严善思则多次据星象评论时政得失,武则天对他也言听计从(《新唐书·术艺传》)。其他如宋太宗与苗守信、宋真宗与周克明、元世祖与田忠良、明太祖与刘基等,均是历史上帝王与星象家的奇妙组合。
星象学在政治思想方面也与政治有很深关系。以下只能就若干方面提示一下。比如,《开元占经》日暑影占中说:“君主如果做事急躁则日影过长且伸长速度较快,因而天气寒冷。君主做事舒缓则日影退后且后退速度较慢,因而天气炎热。”又说:‘旧影长则有水灾,日影短则有旱灾。长叫奢,奢为扶,表示邪俊之臣得到重用,正直之臣受到疏远,君子境遇不佳处于不足的状态,奸小猖撅横行处于富余状态。”这便反映出人间政治与日影和气候是有关联的思想,因此君主应视日影长短和气候寒热而反省自己的政治(包括自己做事的急缓和用人的当否)。
星象学把人君比作太阳,故有关太阳的异变往往联系到人君身上。如《开元占经》的‘旧变色”占认为,太阳的正常颜色为黄色居中,若黄不居中而散到太阳外缘时则为异常,细分则有青中黄外、赤中黄外、白中黄外、黑中黄外四种异常情况。这四种异变都与君主的行为有关:赤中黄外表示君主喜怒无常,轻杀无辜,不敬天地,不祭祀鬼神,属于傲慢狂妄的举动;白中黄外则表示君主乱而无威,不用贤人,不诛逆臣,小人擅位,女主专权;黑中黄外表示贱人为君,妇人轻贤,俊诌得亲,私于小臣,将危其身。这些行为表明君主无德行无能力,因而政治混乱.并导致自然灾害。因此要求君主在出现日变色时,应及时救之,不然还会引来更严重的灾害,如兵从外来,君主死无葬身之地,或祸从宫内起,君主亦亡。星象学的占星术,绝大部分内容都与帝王及其政治有关,这可说是它的根本特点。
又如‘旧无光”占的术文说:“君不明,故日无光。见变不救,殃祸生,臣欲反,主失名。安百姓,用贤人,扶弱者,则无害。”又说:“或昼不见日,荫蔽日光,乱风连日,此国君迷荒,不顺时令,疾病虫霜,忠臣受诛,谗言者昌,兵火欲起,民人惶惶,盗贼满道,死者不葬。”君主迷荒不明,则使日无光,并成为自然和社会各种灾殃的根源,这反映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一个原则:帝王是自然和社会的唯一中心,整个国家及民众的吉凶祸福全系于帝王一身。若遇上一个有德行有能力的圣主明君,则万民幸甚,国家幸甚。若遇上一个无德无能或有能而德之恶君,则万民及国家将不堪其虐害。专制君主当然要靠专制制度维护之,但反过来讲,专制君主亦会全力维护其专制制度。整个官僚系统乃至万民都一无例外地接受这种政治思想和政治现实,更使专制君主及其制度无崩坏之虞。星象学亦是这种思想和现实的维护者和鼓吹者,并尽其所能为无能或恶德之君出谋划策:注意上天的垂诫,改正自己的过失,才能使帝位稳固。为此,在占星术文中不惜篇幅,大讲不从天意、不改过失的危险性,对在位君王起某种警觉作用,期能自悟,免遭不测的灾殃。占星术讲那么多的灾异祸殃,无一不是为了帮助帝王,巩固其专制统治。即使遇到实在不可救药的昏君,那也有办法,就是用彗星出现表示除旧布新,改易君主,以明主取代昏君,天命转移,王朝姓氏可变,而专制制度则属天经地义,永远合理。占星术对此毫不怀疑。
在彗星占和妖星占中,占星术提出了扫除人间秽恶(即君臣失政浊乱和君主为祸)及诛除暴君的思想,一方面,这只是为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提供论证,而不是主张应废除不合理的专制制度。另一方面,尽管说些诛暴君除秽恶的话,实质上仍是为封建专制君主小骂大帮忙,而毫无否定君主专制之意。由此可知星象学的政治作用及政治性质。星象学在政治思想方面,还可提出不少要点,如提出补救之法,使君主遇到天谴人怒之时,有体面搪塞之途径;将君主丑行恶政与星象异变联系起来,一定程度上为君主开脱了罪责,仿佛许多灾殃是由星象异变引起的,尽管最终可将责任追究到君主身上;天帝执法.以司天下无道之国及其君;论述君臣关系及君臣斗争的方式、表现、变化,为君主驾驭臣下出谋划策等。诸如此类,限于篇幅,不一一细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