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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盗墓手段之薄葬
有灵魂不灭的观念、有“孝”的人伦之礼,就会演趋成厚葬;有厚葬,就会有发冢盗财之事;有盗墓,就会有防盗措施。这是顺理成章的。
古人把死看作是生的延续,“视死如生”,“死”,只不过是到另一世界去生活。为了使死者在另一世界生活得幸福、富裕,有权有势、作威作福。防止人世之盗贼的侵扰、盗抢,小辈和活人想尽了办法,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真可谓是煞费苦心。但11:⊠纳起来,尤非是两方面的:與论的和行为的。與论的,如标榜薄葬和宣扬因果报应;行为的,即用各种办法加固棺樟、政墓,设置各种机关,秘葬、疑冢、悬棺葬、凿山为陵,乃至极权统治者坑杀墓工、设护陵人员等等,不一而足。
标榜薄葬
我国进入奴隶社会之后,厚葬之风愈演愈烈,坟墓规模宏大,随葬品丰富精美。周代时便形成一整套繁每复杂的丧葬礼仪制度,对不同等级不同阶层的死者的墓室、随葬品、丧仪都有严格的规定。春秋战国时期连年战火,“礼崩乐坏”,厚葬风靡各国,丧葬规格普遍提高,“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①,普天之下无不以厚葬为时髦,“修•靡者以为荣,节俭者以为陋”②。
针对这种奢侈的社会风气,一些学者指出了厚葬必然带来的恶果,即招来大批的盜墓之徒,他们专拣垄丘高大、随葬丰厚的大墓盗掘。墨子还具体的提出节葬的办法:“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朽肉”③。庄子甚至主张不葬,他曾说过一番超俗脱凡的话:广阔的天地就是我的棺淳,日月星辰和自然界的万物就是我的随葬品,大白然早已为我准备好了丰厚的葬礼。④
的确,盗墓之根源在厚葬,一些封建统治者深请此理,为保住自已陵墓不被盗挖,汉文帝刘恒就曽自己标榜薄葬,据«汉书•文帝记»载,文帝修治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不起丘垄,务从简约;陵内不以金、银、铜、锡为饰,专用瓦器随葬,以明节俭之志。
徐州龟山汉墓是西汉王朝建立后被封于古彭城的第六代楚襄王刘注及其妻的“同茔异穴”墓,此墓树有一块石碑,上面用小篆不规则地刻有:
第百上石,楚古户王,通于天述,葬棺样,不布瓦鼎盛器,令辞臣已葬,去服好今玉器。后世贤大夫幸视此书,(日)此也心者,悲之。这块石碑上的铭文大意是:后世贤大夫们,我虽是下葬的一代楚王,但我敢向上天发誓,墓中没有值钱华贵的服饰,没有陪葬的金宝玉器。当你有幸看到这刻销,你心里一定会为我悲伤。所以,你们就没有必要再动我的墓穴了。
但从发掘清理此墓得知,此墓已被盗过两次,值钱之物大多已被盗去,尽管如此,墓内还是出土了玉器、的器、车马器、的俑、五株钱、藤趾金、亀钮银印、铜矛、朱雀肖形印等大批文物。可见,刘注的标榜薄葬,只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而已。
曹操比汉文帝刘恒、楚表王刘注更胜一筹,他曾下令“禁厚葬,皆一之于法”,任何人不得摘特殊、例外。曹操六十五岁时患病,便开始规划墓地,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裁曹操«终令»日:“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一一凡诸候居左右以前1国l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購陵。其公网大臣列将有功者,宜購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
这里曹操定了选择墓地的三原则:一是选高元“瘠薄之地”,不占良田;二是墓地与“公用大臣列将有功者”共用,不单独建立陵园;三是平地深理,“不封不树”,不堆土造坟,不树碑铭。同时还立下遗嘱,死后不大办丧事,不厚葬久丧,“葬毕便除服,其将兵屯成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一••无藏金玉珍宝。”(见曹操«遗令»)
但据«與繁备考»、«方與纪要»、元初杨奐«山陵杂记»载:“曹操残后恐人发其家,乃设疑家七十二”,以惑世人。由此看来,曹操的明令也好,遗嘱也好,也还是一种标榜薄葬的手段,其目的也是为了防盗,以使自己安卧地下,永享太平。
«期州记»记载:冠军县东有魏征南将军司张詹墓,刻其碑48背日:“白楸之棺,易朽之裳,铜铁不入,瓦器不藏。嗟矣后人,幸勿我伤。”当时人莫不信以为真,长期无强人盗酸窺视,晋末八王之乱”,社会动荡,盗威蟀起,当地坟家尽毁,唯张詹墓无人问津。到南朝,“元嘉六年,民饥,始被发”,张詹墓内“金银锡铜之器灿然毕备,有二朱漆棺淳,棺前垂竹薄帘,金钉钉之”。张詹向世人说了一个谎,保自已几百年地下安居太平。
唐朝李世民营造昭陵,l_程一开始就十分浩大,开唐代帝王依山为陵的陵寝制度。其陵园面积为两公顿,周长6o公里,前后五道石门,山上建游殿,雄伟巍然。
在长孙皇后死后葬入昭陵时,唐太宗李世民亲自撰写了碑文,云:
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已有。今因九暖山为陵,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几好盗息心,存没元累。 文章来源三僚风水网，中国专业的风水服务网
这段碑文,可谓标榜薄葬之典范,然而,当五代时温韬盗掘昭陵时,所见的却是“宏丽不异人间”。至于昭陵的地面建筑,更是规模浩大宏伟。
唐代大诗人杜甫有诗«重经昭陵»云:
灵寝盘空曲,熊罢守翠微。再窥松柏路，还见五云飞。
全诗写出了昭陵的形势、气魄。昭陵的石雕也是久负盛名,最著名的是“昭陵六骏”浮雕,可称“稀世珍品”。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唐太宗李世民亲撰的碑文,就不难看出,这只不过是一种标榜而已。
清朝顺治皇帝的孝陵前立有石碑,上云:“皇孝遗命,山陵不崇饰、不藏金玉宝器”,人们因此而纷纷传说,顺治的孝陵地宫只是一个空券,这使孝陵三百多年来成为清东陵中唯一没有被盗的皇陵,并且完好如初。当然孝陵不被盗掘还有其他原因,但和公开标榜“不藏金玉宝器”,应该说是有很大关系的。
据«二程集»载:“范淳夫之葬,先生为之经理,掘地深数丈,不置一物,葬之日,招左近父老精以酒食示之。其后发冢者相维,而淳夫墓独完。”①范淳夫墓葬一是深埋,二是公开埋葬,既然是“不置一物”的薄葬,那么干脆以酒食把附近的父老乡亲们统统请来,以昭示天下,盗酸闻之,自然不会来白费力气。
但是,标榜薄葬只不过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伎俩,在无理可循的、肆无忌惮的盗墓酸罪恶的手下,纵使是真的清廉薄葬,也不免尸无完体。据«东轩笔录»载:“寿州张侍中,抚州晏丞相俱葬阳程地,相去数里。”有盗“始发张墓,得金宝珠玉甚多,遂完其棺榛,以掩覆其穴,次发晏公墓一一殊无所有供设之器,皆陶醫为之,又破其棺,棺中唯木胎金裹带一条,金无数两,余皆衣服,腐朽如尘埃,盗失望而恚,遂以刀斧摩碎其骨而出一一世谓均破冢,而张以厚葬完躯,晏以薄葬碎骨,事有不可知如此者。”盗酸之猖源残忍“不得以常理断之”,王安石荆公墓在金陵,王荆公生平清苦,无厚葬,正徳四年,南京太监石岩营建寿穴,苦乏大砖,有人献言云,近处古冢砖奇大,遂拆毁充用。此墓原来就是王安石墓,人们不禁感叹:“薄葬亦受祸矣”。①可见标榜薄葬也只是权宣之计,无法阻挡汹涌的盗掘大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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