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都穿胡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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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胡服,我们马上会想到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精彩故事。《战国策·赵策二》记载:“今吾(赵武灵王)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
“胡”是古代中原民族(华夏民族为主体)对我国周边其他民族的统称。之所以称为“胡”,也是因为“胡”是个泛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民族指向不同。古代的胡人,因为时代不同,其具体指向也在变动,有时专指从东北到西北的北方诸游牧民族,有时指匈奴族,有时甚至包括的范围还要大一点。
话要从头说起。周代的中原传统服饰,丰UI及是上衣下裳,常服是连衣、裳为一体的“深衣”。《礼记》规定深衣的穿着必须“短毋见肤,长毋被土”,也就是衣裳的下摆拖到脚边要遮盖住身体,所以中原衣裳穿在身上显得宽大有余,紧身不足。
这么一来,宽袍大袖的衣裳穿在身上,人确实显得博大、飘逸,特别是从事礼仪性的活动,衣裳非常华美,可是却限制了人们从事一些剧烈的活动,特别是诸如骑马等要求身体灵活变换姿势的活动。所以,周代贵族教育非常重视的“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里就没有“骑”这一项。我们知道,“六艺”里的“御”是指驾驭马车的本领;“射”是指射箭。射箭前,人们要用特制的皮袖套将宽大的袍袖束起来,才能开始张弓搭箭。也正因如此,春秋时期,中原各国交战,多用战车。但是,北方游牧民族则不然,他们的衣服,也就是胡服,与华夏民族宽衣博带的服装有较大差异,胡服与骑射相适应,其特征是紧身窄袖,衣长齐膝、裤子紧窄,腰部束带,用带钩,非常便于骑射。
战国时期,大国争雄,竞争非常激烈,所以赵武灵王提出来要改革服饰制度。据《史记·赵世家》记载,在进行服制改革前,赵武灵王颇动了一番脑筋。他和大臣肥义商议:“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世必议寡人,奈何?”又说:“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世和烦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随后,为了给国人做出表率,赵武灵王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心,首先自己带头穿起胡服,再要求身边的大夫、将军、贵族也全部穿胡服。果然,赵国自从易胡服、改兵制、习骑射后,攻克中山,破林胡、楼烦,骑兵起了重大作用。
据史料记载,赵武灵王当时所采用的胡服款式,实际上是当时的北狄东胡的服装,主要特征是窄袖短衣、合档长裤。窄袖短衣便于射箭,合档长裤便于骑马。并且将胡人所戴的冠帽、腰带及鞋履等款式也一起采用。因为游牧民族多在北方,而北地寒冷,所以胡人的冠帽上常有貂尾,冠的造型则如簸箕。据《后汉书·舆服志》等史料记载,赵国接受这种冠式后,还进行了一些改良,将原来用于御寒的貂尾改为冠上的一种饰物,插在冠的两侧,并加以金挡附蝉。几年后,赵武灵王传位给儿子赵惠文王,这种帽子就被人称为“赵惠文冠”。另外据刘熙《释名》说法,靴子本来也是胡服,也是赵武灵王首先采用的。
赵武灵王推行的胡服骑射,改变了战争模式,此后驰骋在战场上的战车,其作用渐渐弱化,而骑兵开始扬威于沙场。中原民族穿起了游牧民族的衣服,其实是华夏民族向胡人学习的行为,也增进了华夏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服饰融合的基础,进而推动了民族融合。正因为这样,这位改革家在两千年后被梁启超认为是黄帝以后的第一伟人。
赵武灵王到底算不算华夏民族自“黄帝以后的第一伟人”先不谈,由于首先在军事上有明显的功效,胡服在此后当然加速度进入中原了,一开始是军队中采用,后来就渐渐为民间所用。到了东汉时,出现了一个胡服的超级“粉丝”,他就是汉灵帝。《后汉书·五行志》记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茎模、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
“上之所好,下必甚焉”,在汉灵帝刘宏这个一味追求效仿胡俗,不仅穿着胡服,而且全盘采用胡人的生活方式的超级“胡”迷带动下,当时整个京袋地区都盛行胡俗。汉灵帝为政上是个昏君,最后导致宦官擅权,党锢之祸复起,引发黄巾起义的爆发,以致东汉覆灭。昏君归昏君,合理的推测是,在汉灵帝的带动下,中原应该引进了当时胡服的不少款式。
胡服大规模进入中原,应该是南北朝时代。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分裂时期,大批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建立政权。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基本上按照本族习俗制定服制。这期间,虽然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要鲜卑人改汉姓、说汉语、穿汉服,但他遇到的习俗阻力也是很大的。而且在大力推行汉化的同时,中原百姓的服饰也从北方民族服饰中汲取了不少精华,汉人将衣服裁制得更加紧身,更加适体。到北齐时,胡服已经成为社会上的普遍装束,绝大多数汉人都喜欢穿着胡服,这些特点特别表现在常服上。《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北朝的常服:“杂以戎夷之制”,与南朝保持的“巾褐裙糯”不同。并且,到了北齐时代,“有长帽、短靴、合挎、袄子”。到了隋朝统一中国以后,这种常服就自然地在江南流行了。
这里的合挎是指满档裤。而满档裤其实是胡服的样式,古代华夏民族穿的实际上都是开档裤。如《汉书·外戚传》说霍光的外孙女做了皇后以后,霍光想避免后宫其他妃殡得宠,就让人将开档裤弄成满档裤:“皆为穷绮,多其带,后宫莫有进者。”服虔注:“穷绮,有前后当,不得交通也。”颜师古注:“穷垮,即今之混档裤也。”这是因为古代中原人,不论男女,都是上衣下裳。裳就是后来的裙子。裳里面穿的是“垮”。据《说文解字》,垮是用来给腿保暖的“胫衣”,其实就是开档裤的一种形式。但因为垮外面还有裳可以遮住,所以日常起居倒也不存在什么问题,但就像现在的幼童穿开档裤一样,上厕所等就很方便。可是霍光就觉得宫里的妃殡这么穿着开档裤,对于皇帝是太方便了,所以他要下令后宫要穿“穷垮”。当然,汉人也有穿满档裤的,那是劳动者为了劳作方便所穿的“挥”(颜师古注:“挎合档,谓之挥。”)我们从字义上也可推知,既然《旧唐书·舆服志》里特别要点明北齐时,北方民族有合挎(即前后两片档合在一起的满档裤),那么,挎就是开档裤无疑。
经过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胡服融进了中国服饰的大家庭中,唐代也曾有一段时期,上到宫廷、达官贵族,下至庶民百姓间的各个社会阶层,都流行起胡服。原本妇女要遵守儒家礼仪,平时深居宅院,出行时乘帷车,不得抛头露面。唐代女子却干脆带胡帽,甚至什么也不戴,直接露鬓,和男子一样骑马出行,妇女衣服特征也是翻领、对襟、窄袖。而且领口越开越低,甚至袒胸半露,乳沟半隐半现。以致到了宋明时期,汉族皇帝又颁布法令禁止胡服,试图复兴汉服,但是像满档裤之类胡服,是不可能再改成南北朝之前的汉服开档裤了吧。以致北宋科学家、政治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论述说“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全文如下:
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排绿短衣,长勒靴,有碟馒带,皆胡服也。窄袖利于驰射,短衣长勒皆便于涉草。胡人乐茂草,常寝处其间,予使北时皆见之,虽王庭亦在深荐中。予至胡庭日,新雨过,涉草,衣槽皆濡,唯胡人都无所沽。带衣所垂碟嫂,盖欲佩带弓剑、盼悦、算囊、刀砺之类;.自后虽去碟馒,而犹存其环。环所以衔碟蹬,如马之秋根,即今之铃也。天子必以十三环为节,唐武德、正观时犹尔。开元之后,虽仍旧俗,而稍褒博矣。然带钩尚穿带本为孔,本朝加顺折,茂人文也。
这段文字大意是说,中国的衣冠服饰,自北齐以来,便全用胡服。袖子窄瘦、或红或绿的短上衣,长筒靴,有装饰碟蹬的腰带,都是胡服。袖子窄瘦便于驰射,短上衣、长筒靴都便于过草地。北方少数民族喜欢茂盛的草地,经常居处其间,沈括出使辽国时曾亲眼看到,即使他们的王庭也在深草之中。沈括到辽国王庭时,刚下过雨,过草地时衣裤都沾湿了,只有辽人都无沾湿。他们腰带上所缀的碟蹬,
大概是为了佩带弓剑、手巾、算袋、刀子和磨石之类东西的。后来虽然去掉了碟蹬,仍然保存着碟蹊的环。这种环是用来衔着谍蹼的,就像牛马股上的皮带,也就是皮带上的装饰物。天子的腰带必以十三环作为分节的装饰,唐初武德、贞观年间也还是这样。开元年间以后,虽然因袭了旧的习俗,而腰带变得稍稍宽大起来。但带钩还是在腰带前端穿孔固定的,到了宋朝,添加分等级的挞尾,文化意味就更浓厚了。
按沈括的说法,中国人从北齐以后,是都穿胡服了。这话说的虽然有点绝对,但我们拿唐朝服饰中几个款式来比较,像幢头就源于鲜卑族的帽子;唐代流行的胡帽也是从唐代及以前的西北或北方游牧民族中传入的;另外唐代最为流行的男装款式和圆领(团领袍衫),也是最典型的胡服,明显受到胡服的影响。再如,清代的旗袍、马社降也都是女真民族(胡人)的服装,所以要说北齐以后的中国人穿的都是胡服,那还真不假。可是,中华民族就像鲁迅说的那样,是一个善于“拿来主义”的民族,且不说按传统观点,中原民族在服饰上的“以夷变夏”,胡服早就成了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共同部分。只说现如今,我们以西服为主的服装,不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胡服”再融合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