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僚村曾出过一个风水状元——廖文政。
兴国县的地方志对廖文政有一个简单介绍,可惜只有36个字:“廖文政,三僚人,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奉朝庭诏命,迁造仁宗朱高炽墓----献陵有功,授钦天监博士”(《兴国县人物录》第31页)。这段文字遗失了廖文政一个最重要的史迹,他是明朝通过对堪舆术士专门举行的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状元”。
廖文政从三僚出山入朝是很偶然的。明代嘉靖15年3月26日,嘉靖皇帝巡视了昌平的天寿山(今十三陵所在地)后,下诏礼部说:“朕观天寿山五建陵矣,若又拘此山,恐非所以为万世之计。卿宣访求精通地理之人,于畿近地或与天寿山相近之处,博选吉壤,以备后用。钦此钦遵。”礼部尚书夏言奉旨,遣使各州访求精通地理的人才,几经筛选,最后选入朝庭的堪舆大师共8名。谁是8人中“状元”呢,夏尚书想出了一个最直接的办法——考试。
考试方法用的是从进士中选状元用的“庭试”,参加应试的堪舆大师有:廖文政、曾邦、廖胜概、曾鹤宾、曾老三、廖才超、刘善山、杨继志等八位,其中前四位均来自三僚村。由夏尚书亲自坐堂主考,礼部的司中郎员外主事监考。考题是:
“盖穴有三吉,葬有六凶,有山五不葬者,何曰吉?何曰凶?辨之果皆合于理而不足凭乎?抑多居其畜会贵之。望而不信地理之家书多,必本注大要,试悉言之,以观汝术。”
廖文政把他当时做的八股文内容誊录了一份,留以后代学习,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这篇堪舆“状元”的大作:
赣州府兴国县衣锦六十三都廖文政,年四十四岁。
破题曰:夫穴有三吉,葬有六凶,天光下临者,乃日月星辰也。天光一照,此地加豪,藏神合朔,神迎鬼避,一吉也;现阴阳冲和,五土四备,二吉也;目力之巧,功力之具,趋合避缺,增高益下,三吉也。盖六凶阴阳差错为一凶,岁时不乘为二凶,为小图大为三凶,凭福恃势为四凶,潜上福下为五凶,变应为怪为六凶。经云:“穴吉葬凶与弃尸同”……(文长后略)
廖文政的文章被嘉靖皇帝钦点为第一名,即授钦天监署博士官职,一举成为皇家御用堪舆师。
廖文政的事迹,在明朝海瑞任兴国县令时,其后裔就刊印了一本有“海青天”题辞的《文政公实录》。海瑞题的是廖文政像赞,内容如下:
德容怡怡,冠服堂堂;狱渎明监,星斗胸藏。上既克钟鸣鼎食之光,下肇莅任布政之祥。荣膺国师以流芳,何必拘拘林儒郎。公之有庆,悠久无疆。
——琼州海瑞题赠
海瑞是中国历史上刚直不阿的清官,被他推崇的“国师”廖文政,自然是一位不同凡响的堪舆大师!
据《兴邑衣锦三僚廖氏族谱》中的《文政公行程实录记》记载,嘉靖十五(1536年)年三月二十六日,世宗下旨礼部尚书夏言说:“朕观天寿山已建陵矣。若又拘此山,恐非所以为万世之计。卿宜访求精通地理之人,于畿辅近地或与天寿山相近之处,博选吉壤,以备后用。”夏言随即回奏:“臣等窃惟自古帝王建立山陵重事,此非极精于堪舆者不能测识。看得天寿山形胜,天造地设,诚为国家亿万载根本之地。但列圣陵席卜建已多,此外尽善尽美之地已少,兹不可不预加访求,诚有如圣谕者。但今钦天监官生习学占候历数之学,原无地理专科之设,故精通地理绝少。臣等查得永乐七年太宗皇帝营建山陵于昌平州,上命礼部尚书赵珝(“羾”字之误)以明地理廖均卿等择得吉壤于昌平州东黄土山。御驾亲视其山为天寿,即今七陵所在是也。廖均卿乃江西人也,及查得《大明一统志》书载,江西赣州府兴国县人廖瑀,精识地理,几有仙道;而杨筠松、曾文辿俱奕世之明师。今其子孙或有能传受其业者。合该本部差官一员,赉文前往江西,行令抚按衙门访查前项廖、杨、曾氏子孙,果受祖传秘术得其道,各起一名前往。仍于各府、州、县博访精通地理之人,着令一并起送。”
夏言的提议得到了世宗的批准。于是,在江西监察御史陈江的主持下,查访到了廖文政、曾邦旻、曾鹤宾三人。认为他们“受祖业,颇得其家传,堪以送”。还查访到潜老三、刘善三、廖才超等人“初知术业,学未精通”,杨筠松的后人,则“亡故,无人传授”。
从永陵的风水格局看,其山形地貌与廖文政所说是比较一致的。
其背后的阳翠岭即玄武山拔地而起,的确合乎“天柱”高耸之义。
阳翠岭自身发出的蝉翼砂山虽然都比较短,不能对穴形成抱合的拱卫之势,但其左有馒头山、蟒山、汗包山、蒋山等山脉为青龙,右有长陵后山、祥子岭、大峪山、苏山、袄儿峪等山脉为白虎,前有虎山为朱雀(朝山),则形成了“势如仰掌,穴在中央”的完密的堂局。《古今图书集成》所辑《李思聪总索》“大小八字”条:“大小八字迹微茫,生在节包块硬旁;若是分明为大地,但须脚短莫教长。”永陵的山峦分布形态正与此说相合。永陵的水流,陵园东西两侧各有小水,东边的从左面抱合而来,流经陵前的三座单空小石桥。稍远处,东边的水流来自德陵沟,经陵前小石桥向西南流去,与七空桥水相合;西边的来自阳翠岭西面的山沟,流经景陵桥、北五空桥后,汇于七空桥水。也都合于界水聚气之义。
永陵的朝向为南偏西55°,为寅山申向(《帝陵图说》作“向坤”,误)。其分金合于缝针一百二十分金层辛丑、辛未分金。其所用杖法,应是“缀杖”。因为按《杨筠松十二杖法》,运用缀杖确定葬法方位的情况是,“龙势雄急,落脉强健,结穴最低,就龙脉将尽未尽之处立穴。……龙体虽急,而穴中终不觉其威猛;穴场虽低,而局势终不觉其沉陷。对顶乘气,不饶不借,不偏不倚,不高不低,不深不浅,在缓急相乘之间,缀穴于脉,方为合法。”永陵后面的阳翠岭山高势雄,永陵宝城(穴在其中)位当山势将尽未尽之处,廖文政对穴也曾有“不宜太深太浅”之说,因此,用的是缀杖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另外,缀杖之法又有虚实之分:“其来脉虽刚急,至脉尽处,微有化生脑(稍稍隆起的小凸包)者,则辏入球檐(指山脉的肥圆融结且端正处)二三寸,粘脉立穴,此实缀也;其降脉雄急,一气行落,不起化生脑,虾须不生,八字不分,只有金鱼阴腮。所来气尚未舒缓,又须脱得杀尽,离球一二尺,使杀脱而气和,方才立穴,此虚缀也。”永陵的缀杖当属虚缀法。
永陵的朝山是大红门西侧的虎山(西侧一峰,但稍偏)。其龙砂是蟒山及汗包山等山脉,虎砂是天寿山西峰及祥子岭、大峪山等山脉。
对永陵的风水,《帝陵图说》曾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天寿蕞尔之山,而犹有佳城(“域”字之误)若阳翠岭者,非地灵之效顺,世宗之睿鉴,其何以得之!”
最终,因廖文政等人的复视,十八道岭作为世宗建陵地点没有发生变化。
嘉靖十五年(1636年)四月二十二日申时,浩大的陵工开始了。世宗皇帝亲自主持了祭告长陵的典仪,武定侯郭勋、辅臣李时奉命总理山陵营建事宜。在这一天动工的还有其他七陵的修缮工程、长陵神道甃石以及石像生加护石台等工程。
在营建过程中,世宗打算按照长陵的规制进行营建,却又不好把话说明,就虚情假意地对大臣们说:“陵寝之制,量仿长陵之规,必重加抑杀,绒衣瓦棺,朕所常念之。”大臣们对世宗的话心领神会,送给世宗御览的陵寝设计图只比长陵规模略小,因此很快得到世宗同意。
大约经过7—11年的经营,永陵营建大体告成。永陵竣工日期,文献没有确切记载。但据《明世宗实录》卷二五六记载,阳翠岭陵工暂止后,嘉靖二十年(1541年)十二月又曾再兴前工。说明永陵的竣工时间至少在嘉靖二十一或二十二年。又卷三二六载,致仕工部尚书甘为霖故于嘉靖二十六年八月,生前因督理殿工,修饰七陵,预建寿宫工完,升为尚书。则永陵的建成,当距修饰七陵完工时间不远,最迟也在嘉靖二十六年前。
建成后的永陵与前七陵相较,有三个独特之处。
第一,是规模宏大,越制营建。在古代,陵园规模的大小,取决于陵园殿庑、明楼及宝城规制。按照礼制要求,后世的帝王陵墓不应在陵寝规制方面超越其前代帝王的陵寝。但永陵的陵寝建筑,如宝城、殿庑等却在规模上超过了其前代献、景、裕、茂、泰、康六陵制度,仅比成祖的长陵略小一点。
据《大明会典》的记载,永陵宝城直径为81丈,祾恩殿为重檐七间,左右配殿各九间,其规制仅次于长陵(长陵宝城直径101丈8尺,祾恩殿重檐九间),超过了永陵之前所建的献、景、裕、茂、泰、康六陵制度(这些陵的宝城直径都明显小于永陵,祾恩殿、左右配殿都是五间)。永陵祾恩门面阔五间与长陵相等,同样在规模上大于前述六陵制度,因为前述六陵的祾恩门均为三间。其后仅定陵仿永陵建造,大体与之同制,但左右配殿各为七间,也还是略小于永陵。而庆、德、思三陵的建筑规模都小于永陵。所以,永陵在十三陵中是仅次于长陵的第二大陵。
第二,是永陵的陵园设计独具特色:
其一是永陵的方院和宝城之外,有一道前七陵都没有的外罗城。其制“壮大,甃石之缜密精工,长陵规画之心思不及也”。外罗城之内,左列神厨,右列神库各五间,还仿照深宫永巷之制,建有东西长街。《帝陵图说》曾记载这座外罗城的由来:“永陵既成,壮丽已极,为七陵所未有。帝登阳翠岭顾工部曰:“朕陵如是止乎?”部臣仓皇对曰:‘外尚有周垣未作’。于是周遭甃砌,垣石坚厚,壮大完固。虽孝陵所未尝有,其后定陵效之。”当然,这段文字系出自传闻。因为按《明世宗实录》卷一八七的记载,当时夏言等人拟定的永陵陵寝制度,是按照世宗的旨意,把皇妃从葬之式与陵园制度一体考虑的。更确切地说,世宗皇帝是想把自己的妃子们也葬在自己的陵园内(虽然不是一个玄宫内),于是,夏言等人设计了外罗城,以便将皇妃们埋葬于外罗城之内,其布葬的位置则拟在“宝山城之外,明楼之前”,亦即明楼前左右宫墙之外,左右相向,依次而祔。后来,世宗的皇妃们的墓室虽然没有按原议定的方案,修在外罗城内,但外罗城则按原定计划修建了。
其二是祾恩殿的位置改变了过去各陵独处一院的方式,而是设计在第二和第三进院落之间红墙之间。
其三是城台之下是个实体,不设陵寝门洞,在城台的左右两侧各设转向礓【组字:石察】,并且各设有白石门楼一座。
其四是楼内的圣号碑造型新颖,别具一格。其前七陵圣号碑的碑趺均为须弥座式,自上而下由上枋、皮线条、上枭、皮线条、束腰、皮线条、下枭、皮线条、下枋、圭角以及土衬石等部分组成,而永陵圣号碑的碑趺则是自上而下由上小下大九级平台组成。其中,上面八级台分别雕有图案:从上面开始,第一、三、五、七四级台较矮,各雕宝珠和花卉;第二、四、六、八四级台略高,自上而下雕刻的图案分别是云龙(二龙戏珠、回首龙等)、祥云、江牙(山)、海水;第九级台为素面,没有任何雕饰。另外,祾恩殿、祾恩门御路石雕的左升龙、右降凤的“龙凤戏珠”图案也都是其前各陵没有的。(长陵为升降龙、海马图案,景陵为二龙戏珠图案,其余五陵均为“卐”字云图案)
第三,是永陵营建的用料,和加工制作非常讲究。
前七陵的明楼在明朝时均为砖木结构(清朝乾隆时修缮改为条石发券结构),而永陵的明楼全为砖石结构,无片木寸板。即使是斗拱、霸王拳、匾额等造型比较复杂,通常都是用木料制作的构件,也是采用石雕。构件的外表则仿木结构油饰彩画,所以,不仅美观壮丽,而且坚固异常,以致至今楼体仍是明代的原构,且完好无损。
宝城城垛则选用花斑石垒砌。花斑石,明代文献也称“花版石”,或“竹叶玛瑙石”。明朝时,产地主要有河南浚县、河北丰润、江苏徐州等地。据文献记载,当时石料的开采非常不容易。嘉靖三十六年曾担任丰润县知县的曹光祖有一首描写花斑石开采情况的诗,记载在乾隆《丰润县志》中。诗云:
浭水之北山之转,五色石上霞光絢。
天巧新搏碎玉峦,人工细切春冰片。
天生美石为人器,石生此地为人累。
寻山老匠夜经营,撼石壮夫日憔悴。
切磋滤砀(dàng)动继经旬,少不周完即损弃。
尽日攻山石将断,野外人家无一片。
不知得此更何为,不得中夜发长叹。
我恐劳民不攻石,遂意为民酿祸难。
愿天莫生珍怪石,愿山莫产石斑斓。
不见丑石似奇鬼,儿童拍手笑孱(chán)颜。
永陵所用垒砌城垛的花斑石,打磨平整光滑、纹饰美丽,装饰性极强。
祾恩门、祾恩殿的御路石雕,不仅所用都是京西房山大石窝所产的洁白无瑕的汉白玉石料,而且,石料的体积也大。例如,祾恩门前面的御路石雕,长6 .4米、宽1 .8米,是十三陵御路石雕中的最大一块。巨大的石料从产地运至陵区,需要大量人力和物力。据清龙文彬所著《明会要》记载,嘉靖十六年(1537年)升任工部尚书的毛伯温奉命提督天寿山工程,认为包括永陵在内的各陵所用石料,“道远难推,劳费千百”,遂设计了一种八轮大车。这种车“前后联络,随地险易为低昂,工作易就”,可以说是解决了一项技术上的难题。
由于永陵用料考究,规制宏阔,明隆庆《昌平州志》称其“重门严邃,殿宇宏深,楼城巍峨,松柏苍翠,宛若仙宫。其规制一准于长陵,而伟丽精巧实有过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