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文政勘择明永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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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陵的营建在世宗皇帝登极后的第十五个年头，即嘉靖十五（1536年）年。系其在位时营建的“寿宫”。但其卜选陵址却是在嘉靖七年（1528年）皇后陈氏去世之时。当时，世宗命辅臣张璁及致仕兵部员外郎骆用卿等人为陈皇后选择陵地。同时，也秘密选好了自己的陵地。
骆用卿在嘉靖年间以通晓风水术闻名。据明张瀚《松窗梦语·堪舆纪》记载，他是浙江永嘉人，与大学士张璁是同乡。张璁考中举人后，曾参加七次考试都没有考中进士。后来，有一次他邀请骆用卿登览他家祖坟。骆用卿见后非常惊诧。说：“此地十年当出宰辅！”接着，又拍拍张璁的背说：“可惜，您的年龄都这么大了，还没考上进士。这话怎能应验呢？”但是，谁都没有料到，第二年（正德十六年），年已47岁的张璁竟然考中了进士，任职礼部观政[ 明朝时派往中央各部观察政事的进士，称为“观政”。]。后来，在议大礼中因上疏附和世宗尊崇兴献王而受到世宗器重，嘉靖六年（152年7）十月，果然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身份入内阁参政。嘉靖七年（1528年），世宗在下令为孝洁陈皇后卜选陵地，并秘密预卜寿陵时，张璁便推荐了骆用卿。
骆用卿来到天寿山后，外观山形，内察地脉，为世宗选择了橡子岭（祥子岭）和十八道岭两处吉壤，并画图贴说，呈给世宗。嘉靖十五年（1536）三月己卯（二十四日），世宗谒祭长、献、景三陵后，带领从臣和钦天监官员亲自到骆用卿为他选定的十八道岭察看。第二天，又察看了橡子岭。最后，君臣一行都觉得十八道岭风水最为优胜。于是，世宗下旨说：“适观吉地咸可为陵。朕惟祖宗所遗此，本诸天赐。既越列圣之地，恐朕未可当。今日既定，宜勿他适。还京可议营造，卿等其力赞之。”嘉靖十五年（1636年）四月二十二日申时，浩大的陵工开始了。世宗皇帝亲自主持了祭告长陵的典仪，武定侯郭勋、辅臣李时奉命总理山陵营建事宜。世宗还下诏更名十八道岭为“阳翠岭”。
但事实上，世宗对陵寝营建工程虽然作了部署，而到底想不想在阳翠岭营建寿宫当时却还没有最后拿定主意。最后嘉靖皇帝决定依明成祖朱棣征召廖均卿卜长陵的案例，甄选杨曾廖子孙，相度皇陵。
据《兴邑衣锦三僚廖氏族谱》中的《文政公行程实录记》记载，嘉靖十五（1536年）年三月二十六日，世宗下旨礼部尚书夏言说：“朕观天寿山已建陵矣。若又拘此山，恐非所以为万世之计。卿宜访求精通地理之人，于畿辅近地或与天寿山相近之处，博选吉壤，以备后用。”夏言随即回奏：“臣等窃惟自古帝王建立山陵重事，此非极精于堪舆者不能测识。看得天寿山形胜，天造地设，诚为国家亿万载根本之地。但列圣陵席卜建已多，此外尽善尽美之地已少，兹不可不预加访求，诚有如圣谕者。但今钦天监官生习学占候历数之学，原无地理专科之设，故精通地理绝少。臣等查得永乐七年太宗皇帝营建山陵于昌平州，上命礼部尚书赵珝（“羾”字之误）以明地理廖均卿等择得吉壤于昌平州东黄土山。御驾亲视其山为天寿，即今七陵所在是也。廖均卿乃江西人也，及查得《大明一统志》书载，江西赣州府兴国县人廖瑀，精识地理，几有仙道；而杨筠松、曾文辿俱奕世之明师。今其子孙或有能传受其业者。合该本部差官一员，赉文前往江西，行令抚按衙门访查前项廖、杨、曾氏子孙，果受祖传秘术得其道，各起一名前往。仍于各府、州、县博访精通地理之人，着令一并起送。”
夏言的提议得到了世宗的批准。于是，在江西监察御史陈江的主持下，查访到了廖文政、曾邦旻、曾鹤宾三人。认为他们“受祖业，颇得其家传，堪以送”。还查访到潜老三、刘善三、廖才超等人“初知术业，学未精通”，杨筠松的后人，则“亡故，无人传授”。
嘉靖十五年（1536年）六月十四日，礼部对廖文政、曾邦旻、曾鹤宾等人进行考核。
经过考核，廖文政、曾邦旻、曾鹤宾三人的风水学识都得到了礼部的认可，因此得以参加永陵的卜选，并成为钦天监官员。其中，廖文政被授予的官职是阴阳人，属未入流官员，每月的俸禄只有七斗米，待遇非常低。曾邦旻、曾鹤宾的官职估计也是这样。
嘉靖十五年(1536)九月二十四日，廖文政等随世宗从京城出发前往天寿山。次日，他们奉旨到阳翠岭的山顶上看该地风水，下山后在阳翠亭内朝见世宗。
行过叩头礼后，世宗问他们：“何如？”他们回奏说：“好。”世宗又问：“穴在何处？”廖文政回答：“势如仰掌，穴在中央。”世宗觉得陵后的山过于高大，心存疑虑。遂又问他们：“后山高耸，何如？”廖文政回答：“后山高耸者，号为离宫天柱。经曰：‘天柱高而寿彭祖[ 彭祖，神仙人物。相传为夏代人，至殷代已有800岁，故为长寿的象征。]’主圣寿万年。”
世宗听了，不禁欣喜万分，哈哈大笑。他让廖文政走上前来。接着问道：“均卿是尔何人？”回答说：“是臣曾祖。”世宗问夏言、李时两位尚书和武定侯郭勋：“他是廖均卿曾孙吗？”三人回答：“是。”世宗又问廖文政：“尔曾祖几年来京？”回答说：“永乐七年来京。” 看来，世宗对永乐时的事情很感兴趣。接着又问：“永乐七年来京，尔祖说天寿山风水何如？”回答说：“臣祖传流道，天寿山夺天下山川之正气，为万世之鸿基。”世宗问：“你曾祖留下有何物与你做表记？”廖文政回答：“臣曾祖留下永乐圣主御赐诗扇一柄，尚书金幼孜领。臣有地理文章。”世宗问随从的大学士们有什么说的。大学士们迎合世宗的意思说，既然是尚书金幼孜所领，廖文政又有地理文章作证，就把先帝所赐诗扇献上。
当天，廖文政等人还奉旨察看了天寿山长、献、景、裕、茂、泰、康七陵风水。临行前，世宗问七陵风水如何，廖文政说：“好！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大臣们见天寿山“修竹茂林、瑞气交嘉”，都说是预示皇上早生皇嗣。
二十八日，君臣一行返回皇宫。
十一月初五日，廖文政随同夏言、李时、郭勋去清宁宫看望世宗皇帝的母亲蒋太后。廖文政对世宗说：“臣看得清宁宫殿平矮，内里暗黑，纯阴无配。”世宗采纳了廖文政的意见，对该殿进行了修建。
嘉靖十六年（1537年）二月二十四日，廖文政等随世宗前往天寿山谒陵。当天下午，随驾往阳翠岭寿宫点穴。到了那里，世宗问廖文政：“你看穴要多少深？”廖文政说：“不宜太深太浅。深用一丈七尺，又则二丈四尺。”匠官郭孟赐、李福全上奏说：“要五丈深。”廖文政解释说：“阴脉到头，阳脉结穴，不宜大（太）深。深则生水，气从上过。”世宗同意廖文政的意见。下旨说：“钦天监廖文政论得理，不用太深。”又传旨说：“朕明日诸事都要放小些。”武定侯郭勋上奏说：“皇上是天子。”言外之意是可以往大一些作。世宗说：“尧舜不是天子？先生（指风水先生）也曾护土葬。还是钦天监说得是。”众官遂都不敢吱声，叩头而退。这样，永陵地宫金井的深度就基本确定下来了。
廖文政虽然在卜选永陵的过程中起的作用不小，但官职并没有马上得到升迁。嘉靖十五年（1536年）十二月十四日，他以从家里来时过于匆忙，寒衣未备，每月七斗米难以维持生计为由，恳请比照永乐年间卜选长陵例，授予他钦天监博士的官职。但世宗却非常吝啬，只同意每月给他加米三斗。嘉靖十六年（1537）十二月十七日，再次奏本一道。说家属都在北京，租房、买柴、衣食供应，难以接济。老家又路途遥远，同样贫穷。永乐时，其曾祖父廖均卿卜选长陵时授予了钦天监灵台郎博士品的官职。他希望皇上能在喜得皇子的时候，让他分沾一点恩典，给他加授官职。世宗这才给了他钦天监署博士（从九品）的官衔。比起其曾祖父廖均卿的四品职衔仍然差距较大。
从永陵的风水格局看，其山形地貌与廖文政所说是比较一致的。
其背后的阳翠岭即玄武山拔地而起，的确合乎“天柱”高耸之义。
阳翠岭自身发出的蝉翼砂山虽然都比较短，不能对穴形成抱合的拱卫之势，但其左有馒头山、蟒山、汗包山、蒋山等山脉为青龙，右有长陵后山、祥子岭、大峪山、苏山、袄儿峪等山脉为白虎，前有虎山为朱雀（朝山），则形成了“势如仰掌，穴在中央”的完密的堂局。《古今图书集成》所辑《李思聪总索》“大小八字”条：“大小八字迹微茫，生在节包块硬旁；若是分明为大地，但须脚短莫教长。”永陵的山峦分布形态正与此说相合。永陵的水流，陵园东西两侧各有小水，东边的从左面抱合而来，流经陵前的三座单空小石桥。稍远处，东边的水流来自德陵沟，经陵前小石桥向西南流去，与七空桥水相合；西边的来自阳翠岭西面的山沟，流经景陵桥、北五空桥后，汇于七空桥水。也都合于界水聚气之义。
永陵的朝向为南偏西55°，为寅山申向（《帝陵图说》作“向坤”，误）。其分金合于缝针一百二十分金层辛丑、辛未分金。其所用杖法，应是“缀杖”。因为按《杨筠松十二杖法》，运用缀杖确定葬法方位的情况是，“龙势雄急，落脉强健，结穴最低，就龙脉将尽未尽之处立穴。……龙体虽急，而穴中终不觉其威猛；穴场虽低，而局势终不觉其沉陷。对顶乘气，不饶不借，不偏不倚，不高不低，不深不浅，在缓急相乘之间，缀穴于脉，方为合法。”永陵后面的阳翠岭山高势雄，永陵宝城（穴在其中）位当山势将尽未尽之处，廖文政对穴也曾有“不宜太深太浅”之说，因此，用的是缀杖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另外，缀杖之法又有虚实之分：“其来脉虽刚急，至脉尽处，微有化生脑（稍稍隆起的小凸包）者，则辏入球檐（指山脉的肥圆融结且端正处）二三寸，粘脉立穴，此实缀也；其降脉雄急，一气行落，不起化生脑，虾须不生，八字不分，只有金鱼阴腮。所来气尚未舒缓，又须脱得杀尽，离球一二尺，使杀脱而气和，方才立穴，此虚缀也。”永陵的缀杖当属虚缀法。
永陵的朝山是大红门西侧的虎山（西侧一峰，但稍偏）。其龙砂是蟒山及汗包山等山脉，虎砂是天寿山西峰及祥子岭、大峪山等山脉。
对永陵的风水，《帝陵图说》曾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天寿蕞尔之山，而犹有佳城（“域”字之误）若阳翠岭者，非地灵之效顺，世宗之睿鉴，其何以得之！”
最终，因廖文政等人的复视，十八道岭作为世宗建陵地点没有发生变化。
嘉靖十五年（1636年）四月二十二日申时，浩大的陵工开始了。世宗皇帝亲自主持了祭告长陵的典仪，武定侯郭勋、辅臣李时奉命总理山陵营建事宜。在这一天动工的还有其他七陵的修缮工程、长陵神道甃石以及石像生加护石台等工程。
在营建过程中，世宗打算按照长陵的规制进行营建，却又不好把话说明，就虚情假意地对大臣们说：“陵寝之制，量仿长陵之规，必重加抑杀，绒衣瓦棺，朕所常念之。”大臣们对世宗的话心领神会，送给世宗御览的陵寝设计图只比长陵规模略小，因此很快得到世宗同意。
大约经过7—11年的经营，永陵营建大体告成。永陵竣工日期，文献没有确切记载。但据《明世宗实录》卷二五六记载，阳翠岭陵工暂止后，嘉靖二十年（1541年）十二月又曾再兴前工。说明永陵的竣工时间至少在嘉靖二十一或二十二年。又卷三二六载，致仕工部尚书甘为霖故于嘉靖二十六年八月，生前因督理殿工，修饰七陵，预建寿宫工完，升为尚书。则永陵的建成，当距修饰七陵完工时间不远，最迟也在嘉靖二十六年前。
建成后的永陵与前七陵相较，有三个独特之处。
第一，是规模宏大，越制营建。在古代，陵园规模的大小，取决于陵园殿庑、明楼及宝城规制。按照礼制要求，后世的帝王陵墓不应在陵寝规制方面超越其前代帝王的陵寝。但永陵的陵寝建筑，如宝城、殿庑等却在规模上超过了其前代献、景、裕、茂、泰、康六陵制度，仅比成祖的长陵略小一点。
据《大明会典》的记载，永陵宝城直径为81丈，祾恩殿为重檐七间，左右配殿各九间，其规制仅次于长陵（长陵宝城直径101丈8尺，祾恩殿重檐九间），超过了永陵之前所建的献、景、裕、茂、泰、康六陵制度（这些陵的宝城直径都明显小于永陵，祾恩殿、左右配殿都是五间）。永陵祾恩门面阔五间与长陵相等，同样在规模上大于前述六陵制度，因为前述六陵的祾恩门均为三间。其后仅定陵仿永陵建造，大体与之同制，但左右配殿各为七间，也还是略小于永陵。而庆、德、思三陵的建筑规模都小于永陵。所以，永陵在十三陵中是仅次于长陵的第二大陵。
第二，是永陵的陵园设计独具特色：
其一是永陵的方院和宝城之外，有一道前七陵都没有的外罗城。其制“壮大，甃石之缜密精工，长陵规画之心思不及也”。外罗城之内，左列神厨，右列神库各五间，还仿照深宫永巷之制，建有东西长街。《帝陵图说》曾记载这座外罗城的由来：“永陵既成，壮丽已极，为七陵所未有。帝登阳翠岭顾工部曰：“朕陵如是止乎？”部臣仓皇对曰：‘外尚有周垣未作’。于是周遭甃砌，垣石坚厚，壮大完固。虽孝陵所未尝有，其后定陵效之。”当然，这段文字系出自传闻。因为按《明世宗实录》卷一八七的记载，当时夏言等人拟定的永陵陵寝制度，是按照世宗的旨意，把皇妃从葬之式与陵园制度一体考虑的。更确切地说，世宗皇帝是想把自己的妃子们也葬在自己的陵园内（虽然不是一个玄宫内），于是，夏言等人设计了外罗城，以便将皇妃们埋葬于外罗城之内，其布葬的位置则拟在“宝山城之外，明楼之前”，亦即明楼前左右宫墙之外，左右相向，依次而祔。后来，世宗的皇妃们的墓室虽然没有按原议定的方案，修在外罗城内，但外罗城则按原定计划修建了。
其二是祾恩殿的位置改变了过去各陵独处一院的方式，而是设计在第二和第三进院落之间红墙之间。
其三是城台之下是个实体，不设陵寝门洞，在城台的左右两侧各设转向礓【组字：石察】，并且各设有白石门楼一座。
其四是楼内的圣号碑造型新颖，别具一格。其前七陵圣号碑的碑趺均为须弥座式，自上而下由上枋、皮线条、上枭、皮线条、束腰、皮线条、下枭、皮线条、下枋、圭角以及土衬石等部分组成，而永陵圣号碑的碑趺则是自上而下由上小下大九级平台组成。其中，上面八级台分别雕有图案：从上面开始，第一、三、五、七四级台较矮，各雕宝珠和花卉；第二、四、六、八四级台略高，自上而下雕刻的图案分别是云龙（二龙戏珠、回首龙等）、祥云、江牙（山）、海水；第九级台为素面，没有任何雕饰。另外，祾恩殿、祾恩门御路石雕的左升龙、右降凤的“龙凤戏珠”图案也都是其前各陵没有的。（长陵为升降龙、海马图案，景陵为二龙戏珠图案，其余五陵均为“卐”字云图案）
第三，是永陵营建的用料，和加工制作非常讲究。
前七陵的明楼在明朝时均为砖木结构（清朝乾隆时修缮改为条石发券结构），而永陵的明楼全为砖石结构，无片木寸板。即使是斗拱、霸王拳、匾额等造型比较复杂，通常都是用木料制作的构件，也是采用石雕。构件的外表则仿木结构油饰彩画，所以，不仅美观壮丽，而且坚固异常，以致至今楼体仍是明代的原构，且完好无损。
宝城城垛则选用花斑石垒砌。花斑石，明代文献也称“花版石”，或“竹叶玛瑙石”。明朝时，产地主要有河南浚县、河北丰润、江苏徐州等地。据文献记载，当时石料的开采非常不容易。嘉靖三十六年曾担任丰润县知县的曹光祖有一首描写花斑石开采情况的诗，记载在乾隆《丰润县志》中。诗云：
浭水之北山之转，五色石上霞光絢。
天巧新搏碎玉峦，人工细切春冰片。
天生美石为人器，石生此地为人累。
寻山老匠夜经营，撼石壮夫日憔悴。
切磋滤砀（dàng）动继经旬，少不周完即损弃。
尽日攻山石将断，野外人家无一片。
不知得此更何为，不得中夜发长叹。
我恐劳民不攻石，遂意为民酿祸难。
愿天莫生珍怪石，愿山莫产石斑斓。
不见丑石似奇鬼，儿童拍手笑孱（chán）颜。
永陵所用垒砌城垛的花斑石，打磨平整光滑、纹饰美丽，装饰性极强。
祾恩门、祾恩殿的御路石雕，不仅所用都是京西房山大石窝所产的洁白无瑕的汉白玉石料，而且，石料的体积也大。例如，祾恩门前面的御路石雕，长6 .4米、宽1 .8米，是十三陵御路石雕中的最大一块。巨大的石料从产地运至陵区，需要大量人力和物力。据清龙文彬所著《明会要》记载，嘉靖十六年（1537年）升任工部尚书的毛伯温奉命提督天寿山工程，认为包括永陵在内的各陵所用石料，“道远难推，劳费千百”，遂设计了一种八轮大车。这种车“前后联络，随地险易为低昂，工作易就”，可以说是解决了一项技术上的难题。
由于永陵用料考究，规制宏阔，明隆庆《昌平州志》称其“重门严邃，殿宇宏深，楼城巍峨，松柏苍翠，宛若仙宫。其规制一准于长陵，而伟丽精巧实有过之”。
嘉靖皇帝之所以要把自己的陵墓修建得这么好、这么大，甚至胆敢超越前代陵制，与其皇权的膨胀心态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他以藩王入继大统，刚刚即位时，本想尊崇自己的父母，却面临着大臣与张老太后齐心协力的反抗。尽管嘉靖皇帝运用皇权的威力取得了“大礼议”的胜利，但在心理上却激起了其利用各种手段，强化皇权的意识。其中，超越礼制营建陵寝就是其物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因为，陵寝建筑属于礼制性建筑，高大巍峨的陵寝建筑，会对参拜陵园的臣子造成巨大的心理震慑作用，客观上也就会起到了推崇皇权的效果。
永陵建成，总计用银达800余万两。据《明世宗实录》记载，工程最紧张的时候，参加营建的三大营官军有4万人，再加上嘉靖十六年（1537年）正月陵区内新行宫和圣迹亭的兴工，以及皇宫内外工程，每月费银不下30万两。但当时工部库贮之银仅有百万两，修陵经费十分困难。为此，世宗只得采纳大臣们的意见，用广纳事例银的办法，以济陵工。
清乾隆五十至五十二年（1785—1787年），朝廷修葺十三陵时，永陵也得到了修整。当时永陵的祾恩门和祾恩殿虽然“头停椽望尽属破坏，柁、檩、枋、垫亦有糟朽”，但由于初建时用材宏壮、施工精细，其大木构架尚无大损。负责修陵的大臣金简（工部尚书）、曹文埴（户部侍郎）等人本应建议按原制修缮，可是，鉴于十三陵修缮范围较大，至乾隆年间楠木已经“采伐殆尽”，若“仍照旧式修整，则长陵、永陵两处购求大木更难办理”的情况，经过商议，提出了这样一个拆大改小的建议：“拟将永陵享殿等处拆卸，一切柱木大件先尽长陵均匀配用。其永陵宫门、享殿，再将拆下两庑各座木料配搭，按照各陵规制建造享殿五间、宫门三间。”他们认为，“如此转移筹办，不独长陵规模可仍其旧，轮奂维新，即永陵殿宇亦得与诸陵一律缮治整齐，观瞻并皆宏敞”。这个建议在今天看来是不符合文物建筑“不改变文物原状”的修缮原则的，但在当时，也只能采取这一方式，因为乾隆皇帝下令修缮十三陵，目的在于怀柔汉满两族关系，以维护大清王朝的统治，其政治目的是居于首位的。只要政治目的达到，陵园是否符合原制并不重要。而按照这一建议实施，则会压低修陵的经费。所以，金简等人的奏折呈到宫廷内，乾隆皇帝很快就准奏了。永陵的祾恩门、祾恩殿因此全部被缩小规制建造：祾恩殿由面阔七间（通阔50.65米）、进深五间（通深27.72米），缩为面阔五间（通阔25.91米）、进深三间（通深14.4米），殿顶由重檐式改建为单檐歇山式；祾恩门，由面阔五间（通阔26.26米）、进深二间（通深11.26米），缩为面阔三间（通阔12.3米）、进深三间（通深8.7米），单檐歇山顶的形制未变。
民国年间，乾隆时期改建的祾恩殿、祾恩门相继塌毁。至今台基上还完整地保留着改建后门、殿的柱础石。明代门、殿的柱础石保留不多，但可以看出其体量明显大于改建后的柱础石。其中，祾恩殿现存明代重檐金柱柱础石鼓镜部分直径达1.2米，比长陵的仅少2厘米。可以想象明朝时永陵祾恩殿的楠木柱也是十分粗壮的。
